对城市下手，早已经不是题材问题。它已然成为我看待世界的立场和出发点，它是我的世界和世界观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伟大的中转站，我必须经由它才能顺利地看取、思考和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德文版(译为《跑步穿过北京》)首发式上，一位德国记者问我，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强大的乡土文学传统，现在雄踞文坛的50年代出生的作家，基本上都是乡土文学的好手，我一个村里长大的作家，不在前辈作家和主流文学传统里顺势而为，为什么偏要费力不讨好去写城市。我说，正因为那些“50后”的“巨无霸”们把乡土文学写得足够好，所以我才转而去写城市，一张白纸好画画，做一个新的时期写城市的“先驱”，就算牺牲掉了也挺好。我也就顺嘴一说，说完了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不是被先驱吓着了，而是被突如其来的要以城市文学为志业的想法惊住了。虽然从2003年就有意识地开始关于北京这座城市的书写，但的确从未想过，来一个急转弯，把自己拐到这条道上。
回不去的乡村
2009年已经是我生活在北京的第七个年头，一座现代、后现代的大都市是我的日常生活，但相对于我念大学之前结结实实的18年乡村经验，7年只是个零头，北京也只能算是个陌生的异乡。我对“邮票大小”的故乡如此了解，坐在北京的楼上扭个头面朝南，我都能闻到大风刮过来的那片泥土的气息;在车水马龙的北京大街上穿行，我也能准确地从鼎沸的人声里一把抓住某个老乡的耳语，那像接头暗号一样的方言。我熟悉五谷杂粮的节令，插秧、割麦、种菜、播种，闭上眼，作为一个曾经的“小农民”的细节历历在目;我可以熟练操作全套的牛把式，从驯牛、套车、耕地、拉车，到根据牛哞的声音来判断它的心情和身体状况。我知道天命之年的农民在他狭窄低矮的生活里为什么一大早起来就叹息，我也明白一个农家子弟坐在课堂上走神的时候通常在想些什么。但是，那又如何，当我面对一个德国记者谈起中国的城市文学时，我笃定地为自己说出了方向，或者说，我尖锐地为自己指明了方向：一支笔，向着城市去。
德国记者的提醒是善意的，这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城市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向来边缘，新时期以降，破茧而出的城市文学也多为点缀，主体类型依然是现实主义的乡土文学。把当代文学史看成一部乡土文学史基本上不为过。“50后”的“巨无霸”们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文学的中流砥柱，他们的稿纸上升腾起的是一片熟悉的土腥气和青草味。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跟在他们的传统里往前走肯定最稳妥。但写作不是投保，要的恰恰就是冒险，从大路上岔开去，筚路蓝缕，走出自己的那条道，歪歪扭扭它也是自己的两只脚踩出来的。此其一。
其二，从法兰克福回来，我认真检点一番，发现就算有18年的乡村生活做底子，我也没那个自信，一定就能以小说的形式把一个真实的乡土中国有效地表现出来。我甚至确信，我，乃至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更年轻的作家，都不会比“50后”的前辈作家做得更好，也许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能把乡土中国写得像“50后”那么好的作家了。我们与生俱来地就错过了一个纯正的乡土中国。在我们还没来得及、也永远没机会和可能把血脉扎进乡土中国时，构成乡土社会的那些最本质、最坚实的要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50后”和“60后”的一些作家，在他们的人生改弦易辙之前，一个稳定的、典型的乡土扎根在了他们的灵魂里。留在他们前半生里的那个丰富完整的乡村中国，足以支撑他们可靠地完成接下来的乡土文学书写，完成对前现代的乡土中国的回忆和现代的乡土中国的描述和想象。乡土充分地浸润了他们，浸透了他们。所以，很多“50后”作家即使后半辈子一直生活在灯红酒绿、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一提笔还是得回到村口的那棵大槐树下，回到操着最正宗的方言、有着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街坊邻居中去。对城市来说，他们“在而不在”;对乡村来说，他们“不在而在”。灵魂的根据地没几个人有能力同时拥有两个。
我没赶上，我们这一代人都没赶上。我们也待足了18年，我们也有了足够的乡村现场经验，但18年之后同样有效的时间里，后续的补足、浸润和沉淀没有跟上——不可能跟上，我们赶上了一个乡土中国的大变局，其实18年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处在了变局中，乡土没有来得及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扎下根来。我相信，一个作家与所要表达之物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浸透的关系，只有相互占有了对方，才会不吐不快，才能呼风唤雨如有神助。否则，之于纯粹的乡土精神，只够煮成一锅夹生饭。
顺其自然书写城市
如果第二个理由也能成立，就意味着，我们如何努力都不可能“继往”，“继”到“50后”作家创造出的也许是乡土文学峰值的那个“往”，那莫如“开来”，披荆斩棘或许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事实上，对我来说，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从2003年开始，没有任何刻意和暗示，我的兴趣自然地就从“故乡”的那个系列逐渐淡下来。故乡离我越来越远，而北京是我的日常生活，日渐繁多的现实问题每天劈面而来，这些问题大多只在该城市的语境中谈论方能有效。我想强调的是，城市生活和城市本身，越来越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我的写作开始往城市方向转移。
顺其自然写北京。如果我碰巧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比如上海、广州、南京、重庆，我笔下的城市可能就是上海、广州、南京或者重庆了。因为它们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是我每天需要面对的问题，我面对的问题，也是我的写作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中篇小说《啊，北京》开始，连续写了《我们在北京相遇》《三人行》后，我才发现边缘人对表现这座城市而言，是一个极为有效的路径。
一群人在这个城市活起来，一座城市也在这群人的眼中活起来。我的想法越来越多。我不仅想看看北京这座城市对这群人意味着什么，它对所有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即城市与人的关系;它的现代乃至后现代，跟其他的现代城市以及前现代的辽阔乡野和正经由前现代蜕变为现代的中国的任何一处所在，是什么关系，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它跟这个完整的世界是什么关系。我开始在小说中引入更多元和异质的视角，比如“海归”的视角、海外华人的视角、纯粹外国人的视角，看这座城市在不同的眼光中各有什么模样。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座城市的复杂性正在于它身处众多的关系中，这些相互印证或反驳的关系共同辩证地逼近了这座城市的真相。这是一个横向的考量，还有一个纵向的坐标，那就是这座城市自己的历史与演进，它的源远流长的过去如何奠基和参与进了它的今天。在《耶路撒冷》里我花了很多笔墨写北京，我觉得远远不够。我需要一个更加集中的故事来探讨这座城市，在这个故事里，可不可以把城市本身作为主人公呢?过去，城市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现在把城市也推到前台来，会如何?如何推?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尝试，就有了长篇小说《王城如海》。
苏东坡诗云：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几个来自外省的年轻人，做保姆的、送快递的、大学刚毕业的蚁族;一个海归的先锋戏剧导演，决意在北京重新使用现实主义;一个专事大都市研究的华人教授;一个若干年前与这座伟大的城市发生过关系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只来自印度的魔幻现实主义小猴子;还有生活在这个庞大固埃般的城市各个角落的各色人等，他们相遇在北京。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座城市的镜子，当这些人物站在了一起，他们一起反射出了这部小说中真正的主人公：作为城市的北京，一个复杂的、现代化的、流动的、全球化的、古老而又全新的首都北京。
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我知道最终看不清这座城市——你永远不会真正看清楚一座城市;但我努力睁大眼去看。为了看清楚它，我看它的历史和现实，我还望天打卦预测它的未来;为了看明白我身在其中的北京，我尽力走访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大都市，田野调查的方式，加上阅读，看唐·德里罗、E.L.多克托罗、保罗·奥斯特如何写纽约，看索尔·贝娄如何写芝加哥，看狄更斯、扎迪·史密斯如何写伦敦，看帕慕克如何写伊斯坦布尔，看富恩特斯如何写墨西哥城，看加西亚·马尔克斯如何写波哥大，看巴尔加斯·略萨如何写利马，看波拉尼奥如何写圣地亚哥，看海明威和莫迪亚诺如何写巴黎，看乔伊斯如何写都柏林，看萨拉马戈如何写里斯本，看阿摩司·奥兹如何写耶路撒冷，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别雷如何写圣彼得堡，看卡尔维诺如何写“看不见的城市”。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
对城市下手，早已经不是题材问题。盯着北京不放，并非因为我在这条道上走出了一小截，半途而废心有不甘;也不是因为我在这座城市生存日久，耳鬓厮磨整出了感情，而是它已然成为我看待世界的立场和出发点，它是我的世界和世界观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伟大的中转站，我必须经由它才能顺利地看取、思考和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