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回溯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叙事性导致传统史学的知识可靠性遭到质疑。历史学在叙事层面所面临的困境，是人们对其能否揭示“历史事实”持不同认识所导致的。事实上，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不能消解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是历史学家凭空想象的结果，即使是历史解释也由不得历史学家天马行空。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离开了这片故土，历史学难以长出参天大树。
近代以来，叙事性导致传统史学的知识可靠性遭到质疑。怎样认识历史叙事?历史学的叙事性与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历史学在未来发展中该怎样处理与之相生相伴数千年之久的叙事?这些都是史学界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近代以来历史叙事遭到质疑
作为与人类文明相伴生的文化现象，历史学最早确立的基本学术范式就是叙事。将总结经验、明辨是非、宣扬教化、立一家之言等各种主观意图贯彻在叙事的过程中，既是传统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也是其实现社会价值的基本方式。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历史学的这一基本学术范式遭到质疑。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科学成为强势话语。因此，自觉向科学靠拢，努力成为科学领域的一分子，或者至少增强自身的科学属性，成为众多学科发展的一致追求，历史学自然不能例外于此种潮流。在科学化浪潮中，人们对于什么是科学其实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能不能提供客观、准确的知识，则成为判断一种学术活动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公认标准。在人文诸学科及各种文化领域，文学、艺术、宗教等主要关乎审美与信仰，主要不是为了提供客观、准确的知识，因而较少出现科学性方面的争论。深陷是非之境的主要是历史学与哲学，因为这两大学科近代以来都有提供客观、准确知识的强烈追求，因而也都面临有关自身学科属性、方法、功能的种种争论。
近代以来，笛卡尔等思想家将传统史学摒弃在知识之外，这激发了历史学家们将历史学科学化的雄心。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兰克史学以及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所做的种种努力，撇开其各自丰富而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与内容不说，仅从方向上看，就是为了把历史学规约化为对原始资料(史料)的纯粹客观的实证研究。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相信，通过严格的资料审查、严谨的历史考证，最终能够提供客观、准确的历史知识，从而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为了维护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史学的各个学派都对必然包含着叙事者主观目的、意图的历史叙事持批判态度。比如，兰克提出的“如实直书”，其根本意义正是对传统历史叙事的批判。
20世纪，分析哲学兴起，针对语言展开逻辑分析成为一时风尚。在此风尚之下，20世纪的史学理论家们对于历史叙事、历史文本等不再像前辈实证主义史学家们那样抱有偏见，但他们对于历史叙事的重视却非叙事本身，而是叙事所包含的“真值”。在分析哲学家们看来，文献中的“真值”只能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发现。因此，尽管叙事进入了研究视野，但关注的重点转换为叙事的形式，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种通过逻辑分析发现的、隐藏于叙事形式之中的“真值”，才是我们能够从文本中得出的有关过去的客观知识。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发展到20世纪的分析史学，尽管具体论题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强调历史学需要提供客观、准确知识的学科追求上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20世纪70年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兴起，学术界对叙事的关注从构成叙事的最基础因素——语言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到修辞、文体、模式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在其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看来，当历史由编年转化为故事，就必然会遭遇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及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等叙事结构的局囿。例如，故事将呈现出特定的类型，如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虽然突出了历史学的叙事属性，但他们引入修辞学、文本分析等诸多研究方法，试图重新建构历史学的学科逻辑，结果反而造成对历史学更广泛的质疑，而且在社会层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叙事中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从近代直至当代有关历史叙事的批判与讨论，无论是持否定态度还是持肯定态度，都将历史学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历史学在叙事层面所面临的困境，是人们对其能否揭示“历史事实”持不同认识所导致的。传统史学认为，可以通过叙事揭示历史事实;实证主义史学虽然反对叙事，但仍认为可以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揭示历史事实;分析史学通过针对叙事的语言分析确立了知识的客观性与稳定性，但背离了历史知识的历史属性;叙事主义史学则认为，无论是传统史学的叙事还是实证主义史学的史料考证都无法揭示历史事实，历史只是叙述者建构起来的假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前三者虽然对历史叙事的态度有很大分歧，但都认为历史学可以揭示历史事实;而叙事主义史学实际上否定了历史学能够揭示历史事实，客观上助长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
然而，像叙事主义史学对历史学的这种质疑和消解，真的能够解构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吗?或者说，历史学是纯粹主观想象的认识活动吗?仅仅从常识的角度，我们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因为历史事实确实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叙事及各种书写之中。历史事实不是历史学家凭空想象的结果，即使是历史解释也由不得历史学家天马行空。历史学领域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但也存在规模及数量都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历史学家的所有研究正是在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基础上展开的。这里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对于历史学所揭示的历史事实，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中科学事实的标准去评判。历史事实不同于科学事实，它们属于科学认识活动中不同的层面，简单地以科学事实为标准来评判历史叙事中出现的各种历史事实，自然容易在知识论领域引发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对历史学的质疑，从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中。
历史学是人类社会一项极其古老的文化现象与学术活动。历史学肇基于人类天然的记忆本能。有记忆而后有历史叙事，有历史叙事而后有作为学术活动的历史学。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近代以来之所以出现史学困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历史叙事的过度批判。
叙事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是将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人们的经历组织起来的一种模式”。叙事具有归纳与总结知识的作用，也有倾诉人类情感的作用。正是在此基础上，叙事具有实现个体对群体认同的意义。“我们就是我们所记得的一切”，这是当代历史学出现记忆转向后所提出的深刻命题。实际上，作为记忆的产物，叙事也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可以这样说，“我们就是我们所叙述的一切”。建构在记忆与叙事基础上的历史学，当然与生俱来地具有这种实现社会认同的价值。因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升级这一命题：“我们就是我们的历史。”而这也正是历史学成为人类最古老的一种学术活动的根本原因。正是通过记忆、叙事和历史，人们回答了有关“我是谁”的哲学追问，同时实现了个体的社会认同。它既满足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玄思本能，同时又能维系人类获得物质生存所必需的群体条件，可谓贯通形上与形下之两极，真正做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剥离叙事性，简单地将历史学改造成仅是人类获取知识的一种学术研究活动，不符合历史学的伟大传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是由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正是历史学的基本所在。一旦剥离了叙事性，历史学也就失去了根基。传统史学尽管缺少学科反思，但作为其叙事性自然长成的结果，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学科历史，中国传统史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而近代以来在史学反思中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没有再造现代史学的辉煌，反而留下了众多的迷惑与失落。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史学的反思本身存在问题，而是表明对史学的反思需要进一步深入，或者需要更换反思逻辑，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叙事性的批判上，而应重新审视叙事性与科学性对于历史学的不同意义与价值。
虽然在历史叙事中要运用想象与虚构，但它并不同于文学叙事中的想象与虚构，历史叙事者并没有想象与虚构的主观意图，而且对于想象与虚构始终是抱有排斥态度的。历史叙事还可能因叙述者主体认识的差异而对叙事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产生重要影响。种种因素都会造成所述“历史事实”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推翻历史事实的可靠性。在基本事实层面，可以通过史料收集的增加与史实考证的深入而得到修正，并渐趋统一。而在历史叙事层面，虽然历史学家针对同一事实的叙述，有可能选择不同的事实材料、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但这绝非历史学应受非议之处，它恰恰反映了历史学作为人类实现自我反思、自我认同的工具所具有的人文性。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所认为的是建构的、想象的。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应成为历史学家自觉捍卫的学科边界。一方面，它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通过历史叙事来实现人类的自我反思，正是历史学的学科价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对叙事性所造成的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历史学家应有充分的自觉，不应擅自跨越叙事边界。边界既意味着权利，需要捍卫;也意味着局限，需要历史学家对其所不能达致的“局外”世界保持一份谦恭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