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8大后关于“中国梦”前景的宣传、探讨在全国上演，与大洋彼昂的“美国梦”遥相呼应，是否这个世界未来就是中美两个大国美梦成真的历史。对于“中国梦”的提法，本人有自己不同看法，以飨读者。
中共中央把“中国梦”定位为“中华强国梦”、“中华复兴梦”。
2012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近平主席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民族主义的危害
众所周知，“强国情节”的背后，是所谓“弱国被欺”“强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与强盗法则，“强国”是对应“弱国”而存在的，历史上，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社会生物进化论思想曾经占据主导地位，二战后，随着主权国家以及世界独立运动的兴起，丛林法则、强盗逻辑、强者通吃的国家竞争法则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世界几个先发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也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与批判，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也退回了英伦三岛，彻底放弃了“帝国之梦”。德国、日本也为自己的“强国梦“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数千万人死于非命。
“强国梦”是民族主义国家思维方式，“强者为王”、“强者通吃”是其逻辑立足点，战争、武力至上思维是其思考问题的落脚点。“维护领土与国家主权”是其最高价值目标。假想敌、对抗、武力、暴力竞争、暴力战争、霸权是其维护国家统治、追求国家政权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民族主义思维方式普遍存在于暴力夺权的政府与非民选国家之中，强权政治、强人政治、暴力维稳是民族主义国家治理的主要特点。所以非民选国家的军事发展动态往往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一旦非民选国家或者政府快速发展的军事实力往往意味着该地区军事平衡的破坏。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的军事力量足以破坏该地区的军事平衡，引起了世界的普遍担心。
民选政治、民主政府、人民主权的民主国家往往以“人民主权”、“人权至上”为国家最高价值目标。在对外关系中，民主国家往往追求贸易自由主义、市场自由主义和平共赢目标。民主国家较少发达战争，贸易自由主义的市场文化理念是以人类和平广泛存在为前提的。
今天，美国的超强军事存在为什么得到世界大部分国家的认同，并未引起世界性的军备竞赛，许多传统大国(英、法、德、意、日)主动放弃了大量军事投入，退出军备竞争，甚至部分国家放弃了常规军建制而选择了“永久中立”国家治理方式(“国际上迄今承认的永久中立国家为7个，他们是奥地利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共和国、芬兰共和国、列支敦士登公国、瑞士联邦、瑞典王国、土库曼斯坦，”注：资料来源为百度文库)。因为他们相信美国的军事存在可以足够维护世界和平和维系世界军事平衡，美国的军事超级强大不会导致世界战争的爆发，因为美国的民主政治追求目标不是战争取向，而是和平目标，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文化传统根本没有民族主义传统，美国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世界多民族、多族群的移民国家。
2010年以来，美国抛出“重返亚太”战略，被美国称之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主要目标就是中国，因为中国迅速发展的军事实力开始破坏了该地区的军事平衡，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安全担忧，“中日纷争”与”南海危机“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倾向也非常强烈，日本狭小的资源空间，狭小的国土面积，独特的历史文化，单一的民族构成，二战失败的心理阴影，经济发达而国际政治地位矮化现实极易产生民族主义的土壤，所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既有遏制日本民族主义势力成长的战略意图，但主要遏制的对象还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完全针对中国。
现在，一个倒是历史上从来没有高举“强国梦”世界性的移民大国—美国实现了美国梦。多民族、多族群的移民国家“美国梦”的实现给追求“强国梦”世界各国提供了全新的启示。
国家无所谓强弱之分，只有“先发”与“后发”之分，严格意义上，任何国家、民族历史上都贡献着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多样基因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续存至今，都有其存在的基本文化基因、生物自然基因，民族基因是其自身适应自然、社会、历史规律的结果，任何文化群体、民族、国家发展水平有先有后，对世界贡献有大有小。今天美国先发优势，其实是其经济发展的创新性，政治治理的民主制度，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种族的多元性，群体基因包容性的“杂交优势”，文化融合、族群融合、人类生物基因融合成就了创新而丰富多彩的美国模式与美国梦。
民族主义的强国模式、大国模式，高举爱国主义旗号的民族主义思潮被认为是人类和平的主要威胁。爱国主义背后往往导致民族主义的群体极端行为、国家利益至上、种族优劣论等思潮的涌现，代表政治利益既得集团的统治阶级往往把民族主义作为执政集团的护身符，转移国内矛盾，转嫁国内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把国内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迄今为止，国家之间的战争都表现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潮，历史上国家之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都与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紧密相关。
中国政府的“强国梦”、“复兴梦”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文化现象，同样染上了浓烈的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弱者被欺”的民族复仇、民族报复的心理阴影。
2012年，中国爆发的全国性“砸日货”的破坏性反日游行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复仇心理的典型症状。“钓鱼岛危机”、“东海危机”“南海危机”问题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国家行为方式。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领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更加彰显民族主义的真面目。因为国家只不过是个人的集合体，国家是自然个体的社会契约，“民主共和”运动潮流的世界化，自由主义市场贸易体系的全球化，和平主义与环保运动的蓬勃发展，民族主义思潮的没落充分说明了世界人权运动发展的国际趋势与文化发展规律。个体人权要远远高于国家主权，人类中心主义要远远高于国家中心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人类社会的整体和平权利与环境幸福权利要远远高于所谓的单一国家的民族权利，普世人权远远高于单一的国家、民族主权。
人权高于主权，和平权与环境保护权高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基于自由主义文化基础上的自由市场贸易体系的制度构建，这是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规律。
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人类自由贸易的市场交换机制下，绝大部分稀缺性资源都是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来获得，领土、领海、领空、领水争执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共赢、共用、共有”的方式解决，资源共享、资源共用、资源共有的双赢模式与自由贸易原则是一致的，民族主义的资源独占模式不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而且与资源共享的自由贸易原则背道而驰，资源独享的民族主义与资源共享的自由主义最后会产生巨大的冲突。
中国的领土主权至上论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资源独占的国家理论，尽管中国政府大力宣传和平崛起，但武装力量大幅度加强还是说服不了周边邻居与世界主要大国，因为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民族主义的而非自由主义的资源共享模式。
在中国全球化相对有利的社会分工背景下，中国必须高度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民族主义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威胁，一旦陷入民族主义、极端爱国主义的国家陷阱，中国就面临着世界围堵的被动局面，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资源优势、人口优势往往难以转化为巨大的经济优势，丧失市场资源配置的全球性机遇，中国巨大的人口、制造业巨大的资源需求必须进行全球化资源配置，这是地球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原理决定的。中国巨大过剩产能消化也必须依赖世界性的市场资源，中国庞大人口资源也必须依赖世界性的市场资源配置。
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大国具备明显的市场准入、价格谈判、资金实力等先天性的市场贸易优势，自由贸易背景下，大国往往演化成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者，世界贸易裁判员的角色。因高铁建设贪腐问题落马的前中国铁道部长刘志军就巧妙利用了中国巨大的高铁建设市场优势获得了德、日、法、美等国先进的高铁技术，最后中国进行一系列技术整合而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高铁技术的领跑者，现在中国的高铁技术成为世界标准，开始占据世界高端的高铁技术与建设市场。
第二，必须重新认识、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危机问题。
中国往往把近代的民族危机认定为一部中国的屈辱史，导致现在中国民众复仇主义、民族报复主义思潮至今还在泛滥，“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思潮经常在中国大地上徘徊。
其实，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思与批判，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主要是自身的文化封闭问题，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治理结构严重落后于世界主流国家，文化落后导致中国的文化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的巨大落差，日本不也就是在比中国更低起点上迎头赶上的吗？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主要是自身的问题，错失一个个维新自强的机遇，封建传统文化巨大的阻力、惯性力抗拒着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今天我们中国还在以一种更加顽固的态度抗拒着这个滚滚洪流，用“中国特色理论”来包装、阻碍中国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历史洪流。
更何况西方的殖民掠夺也带来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历史进步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破坏作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问题其实是中国现代化开启过程中的文化阵痛，必然带来外科手术式般的痛苦历程，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跨时代社会进步阶段。
第三，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自由主义与落后的封建官僚主义、前苏联落后的集权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表现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与冲突。
中国官方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明显不符合现实，中国目前还存在着落后的社会生产的问题？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能过剩国，除了高端的技术性产品以外，中国几乎都是产能过剩，基本的衣食住行领域，到中端的生产资料要素领域，到高端的重工机械设备无一不是过剩产能，甚至人力资源、人才资源连同珍贵的现金资本开始出现过剩，庞大的银行储蓄、充裕的外汇储备，如此重要的现金资本都出现了严重的过剩，难道中国还属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问题？
中国社会矛盾已经属于典型分配领域的问题。分配不公严重制约了消费与流通，进而影响着社会再生产。中国社会已经不是社会生产的效率问题，已经是典型的社会公平问题。
为什么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无人进行研究，难道是中国人理论弱智？显然不是，那么究竟是为什么？这种集体失语的背后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体系的重新认识问题。因为：
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理论基础，解决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是中国改革的立足点，经济中心论、GDP至上的行政组织体系也是建立在它之上的，所以，这个理论体系的改变事关中国政治体制的合理性问题，而现存的中共政治结构最大的合理性存在基础就是能够有效的进行生产组织，进行经济建设，解决生产不足，社会短缺问题。一旦这个理论基础的丧失，依靠暴力革命获得执政权的现政权就要进行崭新的社会定位，而民意授权是现代政权存在、执政的基础。理论的改变将带来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这是中国当局最不愿意看到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理论关系到中共政权存在的合理、合法性的问题，也是中国现存利益既得阶层——权贵资本集团(红二代、官二代)与权力官僚集团(现行权力集团)延续权力财富合法化的理论根基。
第四，政治改革是中国未来稳定与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问题。因为政治改革的本质就是社会利益再分配机制的重建。中国的政治改革核心问题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推行民主化的、自由化的政治改革，主要就是解决权力的产生、监管、轮换机制。西方发达国家一个极其成功的经验就是普选制度的建立。
另一个就是解决权贵资本问题，如何处理权贵资本是中国政治改革一个巨大的难题，当然主要解决的方式就是法治化。台湾与韩国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可以参考。温和、宽容的“财富阳光法案”的建立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原罪免责”原则的非暴力处置以及“财富慈善”鼓励机制完全是可以和平过度的。
自由主义的中国价值
自由主义的词源来自拉丁文Liberalis，原意为尊重个人自由、思想宽容等。西方自由主义运动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开始，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以后终于扩展到广大非西方地区，成为席卷全球的一股思想洪流。
自由主义观念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它是个人主义的，它主张个人对于任何社会集体之要求的道德优先性。
它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赋予所有人以同等的道德地位，否认人们之间在道德价值上的差异与法律秩序或政治秩序的相关性。
它是普遍主义的，因为它肯定人类种属的道德统一性，而仅仅给予特殊的历史联合体与文化形式以主要的意义。
它是社会向善论，因为它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安排都是可以纠正和改善的。
正是这一关于人与社会的观念赋予自由主义以一种确定的统一性，从而使之超越了其内部巨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社会成就就是构建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框架，注入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市场基因，尽管这个框架还有许多重大的制度性缺陷。但是让全体国人领略了自由市场的巨大威力，一个并不完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就释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成就了世界性的两个制造业基地，解决了几亿人口的就业问题。饥饿与温饱长期困扰中国几千年的问题轻松化解，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短缺问题不攻自破。
市场文化是以自由原则为基础，自由主义是市场文化产生、发展、壮大与成熟的核心价值。思想自由、行为自由、表达自由、私有财产的自由保障构成了自由原则的主要内容。
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构成了自由主义原则的主要标志，私产保护是自由原则的保障性条款。
财产即自由，自由即幸福是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私有制是个体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市场经济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发展道路。公有制只能作为个体自由的补充性条款，是市场原则“失灵”、“失效”、“竞争过度”补充性的制度安排。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解决了市场“失灵””、“失效”、“竞争过度”社会困境问题，为个体自由保护提供了另类的制度设计，计划经济、宏观调控的设想成为解决现代经济危机一剂良方妙药。但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的整体社会设计最后导致社会公共权力的失控与社会公权暴力的泛滥，特别是其阶级斗争理论导致人类公共权力暴力的合法化，最后往往是个体自由的丧失。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实验无一不验证了社会公共暴力的泛滥对个体自由的严重摧毁。
中国目前政治体制两个巨大的根本性缺陷，一个是民主化的、自由化的权力体系的构建问题。另一个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公有权贵资本的泛滥问题。前者关系到民主法治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重新安排，后者关系到现行利益集团的根本出路，对权贵资本集团来说是“生与死”的根本性问题，重建的难度不亚于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现在还面临一个极其复杂的民族主义社会思潮，民族主义在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的旗号下，与权力资本、红色权贵资本相互勾结，形成了极其强大的、保守的体制性的落后腐朽力量，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民族主义(毛主义的左派)、公有制旗号下的权贵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权力利益集团(类似于封建官僚集团)几个强大的落后社会力量相互结合，形成一个异常凶恶的社会力量。
中国自由主义的市场派力量处于非常分散的状态，民间闲散状态的市场化思潮处于被严重打压的状态，甚至缺乏发声渠道，知识分子中自由派力量沦落为生存自保的艰难求生的边缘化群体，体制内的自由改革派力量鉴于自身利益保护也仅仅处于良心化的言语呼吁阶段(温家宝的11次政治改革的呼吁)，民间的自由主义思潮由于长期的社会启蒙的压制、言论自由的限制、新闻舆论的管控也处于艰难成长的过程。极少数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权的打压下不是流落异国他乡就是身处牢狱之灾。
中国政治改革是极其艰难的，社会进步必然是缓慢的，自由主义的生长异常曲折。
重庆薄熙来事件的背后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个人幸福之梦的破灭，是私有财产的自由保障之梦的幻灭，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遥遥无期。2012年中国股票市场的上证指数回到1949点(高点是2007年的6124点，)，与1949年这个数字惊人一致，广大股民嘲讽中国股市回到解放前，上亿股民的中国梦随着财富蒸发而烟消云散。
中国富人的投资移民潮出现“井喷”而再创新高，中国海外留学生—理工科博士92%(2010年数据)选择留在海外，看来，这些高端人才的中国梦再也无法实现了。
中国环境与食品公共安全问题全方位恶化、社会体制性腐败全方位爆发、国民正常道德价值观的系统性崩溃，主要资产高度泡沫化的风险急剧放大。
2013年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场大火“火烧连营”，彻底暴露了中国权贵资本产权管理体系混乱与无序，权力与资本勾结的权钱结合，漠视劳动者基本生命人权的体制性文化缺陷。只有自由主义的人民主权文化的树立，只有人民对自己生命与财产权利的“自我意识”的完全觉醒，只有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状态下公民社会的建立，只有“人民主权”的国家政治体制才会避免重大悲剧的发生。
自我救赎、自我解放、自我觉醒的自由主义才是个人解放的通道，公民社会的建立是中国风险、中国危机解决的主要方式。中国不需要救世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才是人类通往社会解放的必由之路。
“规避中国风险”开始成为中国资产与中国高端人群的首选，看来这些先知先觉的高端人群是把“中国梦”当成“中国梦醒”来看待的，否者我们无法解释处于高速发展、财富急剧增长的中国资产集体逃离本土、祖居地的反周期现象，用脚投票的自由资本给出一记“中国梦”实现图景的绝妙答案。■
（此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