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道路，不仅要从“特色”的角度来理解，同时应从历史观上来把握。这就自然涉及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个国家具体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
普遍规律与具体道路的内在联系
在社会历史领域，规律与道路是不同的：规律作为一般，是就人类社会历史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而言的;道路作为特殊，是就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发展方式和发展过程而言的。二者各有所指，不可混为一谈，但又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简要说来，道路是规律在一个国家、民族的具体实现方式。有什么样的实现方式，就形成什么样的道路。由于普遍规律在不同国家、民族以及这些国家、民族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实现的方式不同，因而所形成的道路也不同。按照唯物史观，任何社会历史规律都不是以纯粹的或“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确定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一种发展趋势、“平均数”和“可能性空间”得以体现的。规律作为一种本质抽象，并不是简单的概括和抽象，而是包含着具体的抽象。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曾对“规律”作过详细解释，对此列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绝妙的公式，‘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体现着特殊、个体、个别东西的丰富性的这种普遍(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的全部丰富性)’”。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作为一种普遍和抽象，本身就包含着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既不能用一般规律来排斥具体道路，也不能用不同道路来否定一般规律。
规律是怎样具体实现并形成具体道路的?这里又关涉规律与道路的中介环节或结合点问题。所谓中介环节或结合点，实际上就是条件。因为任何规律的实现都是以一定的条件开辟道路、发挥作用的，人们虽然不能创造和取消规律，但可以利用和改变规律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使规律为自己服务，这样的规律实现方式体现在社会发展上，便形成了一定的发展道路。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个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条件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历史条件与现实条件，又有国内条件与国际条件，还有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等，正是各种条件的交错及其相互作用，造就了一个国家、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独特发展道路。因此，道路依赖于条件，独特的道路产生于独特的条件。
从条件入手来考虑规律与道路的关系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像马克思当年考察俄国公社发展命运时就是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公社从农奴制改革之后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主要不取决于俄国公社本身的“天然”性质，而是取决于是否具备跨越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跨越必须具备这些相应的条件，如俄国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战胜私有制因素，不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而与世界市场相联系，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尤其是俄国爆发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实现双方互补等。假如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就是可能的。马克思看待道路问题的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也具有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面对当时的时代发展趋势和国内外各种复杂矛盾而作出的抉择，因而是国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律来看，当时世界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或帝国主义时代，中国面临的矛盾非常复杂，既有自身的矛盾，又有不平等的国际关系所造成的矛盾，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十分不利，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历史摆在中国面前的道路只有这么几条：一条是跟着西方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不仅资本主义不可能充分发展，而且会加剧民族危亡;一条是走改良的道路，即在保留原有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某种改良来改变现状，但这也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再一条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革命推翻各种反动统治，摆脱奴役，消灭剥削压迫，实现独立自强、人民解放。历史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诚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但是，“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状况中形成的。
走什么路的问题解决了，怎么走的问题又出现了。过去，我们曾经把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的模式看作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模式，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走过不少弯路。正是通过对世界发展潮流的理性把握，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我国终于探索和开创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因而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一般与个别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在中国的特殊体现。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改革发展的成功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都既遵循着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又结合本国自身的条件和国情。所以，对于中国道路的“特色”，应予以全面的理解和把握。需要指出的是，道路的选择和开创固然离不开条件，但条件也有一个如何利用的问题。同样的条件，利用好坏，结果迥异。就此而言，中国道路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而本质上是一个能动创造的过程。
中国道路的成功开创不仅创造了中国奇迹，而且创造了中国经验。中国经验无疑是中国智慧的结晶，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经验作为中国道路的积极成果，也是在遵循历史发展和现代化发展规律、吸收世界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探索的重要产物，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因而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为此，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强调“中国经验”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更要通过经验的总结，凸显其世界性的意义，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
对于中国经验，不能仅仅停留于经验的描述，应当从描述进而到提炼、概括，从“经验”上升到“理论”。由于成功的经验中总是含有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因而通过对规律性因素的提炼、概括，可以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从经验提升到理论，一方面可以对经验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对理论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由此说来，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既来自于对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又为其规律增添了新的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