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先进文化(这里专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下同)与中国之治的关系，使我们可以较为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之治的内在肌理与精神质地。
一
中国之治巨大成功的理论基石或者说指导思想，就是作为先进文化皇冠上的明珠的马克思主义。一切制度皆以理论和价值为内在支撑，有什么样的理论、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而理论和价值取向正是文化之精要和本质之所在。
因此，正确理解先进制度所催化的中国之治，就必须深刻把握先进文化。先进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航灯，又是其内在的发动力量。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同样，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的最前列，站在发展的最高峰，也一刻不能离开作为先进文化精髓的科学理论的指导。
中国是学习大国、学习强国，这是先进文化发展的依托和优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跟我们相比，对科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到国民教育全序列。我们的大多的高校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我们全国各地的很多科研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我们党有专门的理论刊物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我们的最高智库设有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当代中国，只要是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都或多或少地懂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道理。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宣传，使我们国家人民的理论素质普遍得以提升，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所以发达的重要原因，也为中国之治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
毛泽东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在其指导下唤醒、重构和复兴起来的人民文化。
先进文化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人民主体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同构性。因此，先进文化更强调对于人民的“共同性”的塑造，倡导通过实现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来实现个体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如今，先进文化建设使共同理想、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深入人心，中国人凝聚力、向心力空前增强。正如《决定》所指明的，“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中国之治，鲜明地体现着先进文化的人民主体精神，其第一原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个核心命题，他多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这样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实践的高度统一，就把社会建构成一个具有明确中心关系的系统。显然，这正是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之所在。实际上，也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之治，才是良性的，才具有可持续性，才能够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成为长青的事业。
三
先进文化真正形成治理力量或治理能力，既在于其天然的道义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在于以国家意志使之制度化，最终使之成为人们日用不觉的生活准则。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实，“观乎人文”，并不能直接“化成天下”，中间还应有一个“制礼作乐”作为中介。“制礼”，就意味着制度化。制度化的文化，更容易促进人们的文化自觉，推动人们遵循文化秩序、认同文化所蕴含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先进文化必须进入制度构建才能形成更为长久和有效的精神力量、治理效能。
《决定》在阐述“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时，讲了五个方面，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这样的成套的或者说成体系的文化制度安排，一方面，可以使先进文化从抽象到具体更有效地得以落实、落地;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之治从具体到抽象获得更有力的支撑和引领。
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指出：“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需要有中介(联系)。”同样，如果我们只讲先进文化跟中国之治“相互作用”，也是苍白而空洞的。因为欠缺有力的中介，相互作用就不能真正地、现实地发生。现在，《决定》强调构建作为中介的制度化环节，就使先进文化对于中国之治的作用和联系可以结结实实地发挥和确立起来。
四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用礼义以成治”。国家治理的实质是使一个社会成为有序社会，使一个国家可以沿着正确道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先进文化，也正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中国之治的引领性力量和要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治理有序，都应有其稳定的主导文化取向，特别是稳定的价值观取向，这是整合多样化社会意识的基石。
因此，文化的制度化，实际是文化取向的制度化。价值观是其实质与内核之所在。先进文化的实质与内核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文化制度建设则可谓以先进文化推动中国之治的基础设施。
我们以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构建为例：2013年《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出台，对落实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进行全面部署，其中提到将其“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提出“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证”，要把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2016年出台《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强化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2018年又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再次对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作出具体规划和部署。这些文件形成了发挥核心价值观治理效能的长效机制。也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常抓不懈的制度建设，有了这样完善的基础设施，核心价值观才得以稳定地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整合社会意识的治理效能。
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就在于她的根在人民中扎得深，国家治理架构的基础设施建得好、建得牢。可以想象，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指引下，包括文化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将日益走向自觉、走向完善和定型，而这一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利，将有力支撑我们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