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澄清的是，“利己”并不是提倡自私自利，而是提倡将自己本性认识的更清楚，承认本性存在，不以利己还是利他来简单判断善恶。而提倡认识自我的意义在于，培养“公德”的意识。
一天，儒释道法四家弟子碰到一起，向彼此论道。
儒家弟子说：“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制自己的欲望，做一个仁人志士，是我们儒家的道。”
道家弟子说：“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要做圣人，就应当无私奉献。回归自然淳朴的状态，是我们信奉的道。”
法家弟子说：“你们都太优柔寡断，商君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我们的道，就是用严刑峻法来打击民众的利己行为。
释家弟子说：“昔年佛祖修道，在森林里打坐。正在这时，天空有一只老鹰在追一只鸽子，那只鸽子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就飞到佛祖的衣袖里，那只老鹰飞到佛祖面前，要求佛祖放出这只鸽子，但佛祖想救这只鸽子，便对老鹰说，让老鹰放过这只鸽子。但老鹰说，如果我放了它，它活了，我就会饿死的，那么谁能救我啊？佛祖为了救这只鸽子，于是对老鹰说，我用我自己的肉来代替这只鸽子。
老鹰说，必须和这只鸽子同等的肉才行。于是，老鹰从别的地方拿来一个秤，佛祖将鸽子放在秤的一边，用刀去割自己身上的肉去放在秤的另一边，说来奇怪，无论如何割，始终不能使这个秤平衡，在这时，佛祖没有太多的犹豫，他自己跳进了秤里面，这时秤终于平衡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就是我们释家的道。”
四位弟子见道不同不相为谋，便不欢而散。
四个人分别表达了儒释道法四家不同的“道理”。以为彼此鸡同鸭讲，但是实际上，这些思想的根源，却是没有什么两样。无论是佛祖割肉喂鹰的故事，还是商君对善恶的论断，都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利他”主题。这种观念本身是一种十分美好的设想，因为如果人人都“利他”，那么世界会变得和平友善。但正是这种原本善意的出发点，却导致了往后历代帝王对“君主集权”的趋之若鹜，乃至走向使百姓奴性心理日益加固的不归路。
为何将罪过推到“利他”身上？
首先来看性善与性恶的区分，无论儒释道法哪一家，他们都对善恶有一个基本共识，“恶”就是利己主义，“善”就是利他主义。这样一个武断的区分，是几千年来束缚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
这种“利他”主义，是君主高度集权诞生的温床，名士臣子将皇帝打造成“至善者”的形象。这不仅给人民带来压迫感，同时也给君主带来一种优越感。以此造成了“道德独裁”，君主代替了民众的独立思考，百姓的“服从”概念也就慢慢增加，最终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奴性。
这种趋势没有减缓，反而愈演愈烈，在南宋程朱理学的总结之后，彻底沦为一个框架。最明显的，当属贞节牌坊的出现，那些牌坊表彰的女性都带上了“神性”的光辉，光辉之下，是愚昧无知的惨剧。亚里士多德说：“世上根本不存在圣人。”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这是一种既定的存在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曾存在一种美好设想，想让所有人都脱离这种“人性”，跟随“至善者”一同臻化到圣人的境界。但是这最终不尽如人意，原本当做是仙丹，实际上是一枚毒药，使得整个封建时代不断腐朽没落，最终掩盖在历史的尘埃里。
14世纪的西方，沉浸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一众艺术家在作品中展现对中世纪神性桎梏的反抗，从线条硬朗的大卫，到落泪的圣母。对“人性”的认识，帮助西方人，更早的开创出民主先河。就像斯芬克斯神像铭刻的那句话：“认识你自己。”只有认识人性，才会有对抗缺点的办法产生。“利他”主义放在第一位，否定“利己”这种自然天性。创造出的是道德的虚伪。
要澄清的是，“利己”并不是提倡自私自利，而是提倡将自己本性认识的更清楚，承认本性存在，不以利己还是利他来简单判断善恶。而提倡认识自我的意义在于，培养“公德”的意识。基于对人性认识，而提出一个共同社会底线，在此范围内，人民才能获得更大的行为自由。
中国直至今天，依然延续着传统文化中区分善恶的眼光。文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不在于你是否逐字逐句的接触它，而在于整个生活模式下的潜移默化。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正视自己，建立主体意识，能挺起腰板，不再徘徊于度量“利己”还是“利他”的胡同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