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史剧作家来说，何为史，就是要以宏大历史视野，正面、完整、真实、形象地再现历史大剧的历史风云;何为诗，就是要求全剧的描写、对话应尽量用诗化语言，尽可能用多种艺术创作手段塑造历史人物形象。史、诗两方面的艺术结合，就会成就史诗品格。
我虽然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生，因喜读历史，自称是史海中的绿林好汉。上世纪60年代，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兴趣，想从中悟出更多人生哲理，历经十年潜心研读，暗自决定弃乐从文，学习太史公以人带史的传统，写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书，并选定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作为这部大书的主人公。前20年，我写了《李大钊》《周恩来在上海》《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开国领袖毛泽东》等近20部长篇史传文学;后20年，我写了《辛亥革命》《寻路》《长征》《延安颂》《解放》《换了人间》等20余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这就是我40多年来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创作成果。其间，很多师长和文友希望我总结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经验，盖因自己羞赧始未动笔。长篇电视连续剧《换了人间》播出后，我蓦然发现自己已近“八十老翁何所求”的年龄，顿感有必要梳理一下自己走过的创作之路。
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革命历史
古今中外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反复证明这样一条真理：同样一件史实，同样一位历史人物，在不同信仰作家艺术家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所以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在创作中起决定性作用。
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不仅以其独特的战争魅力，让中国人民心中产生无穷精神力量，它还突破时代和国界，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但是，因世界观不同，有些人对长征下了不同结论，并在观众中产生不良影响。如：一说长征是主动进行的伟大战略转移，再说遵义会议是“担架上的阴谋”，三说周恩来与李德、博古等没有分歧，应负失败主要责任。为此，我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决定写出一部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长篇电视连续剧《长征》。唯有如此，我所颂扬的长征精神才能展开自由想象的两翼，向着美好境界飞翔，让今天的观众——尤其是中青年观众知道，长征精神绝不是画饼充饥的精神鸦片，而是一面指引革命方向的精神灵旗。同时，我也希望今天的观众看完后，对长征内涵产生新认识。长征，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家的舞台，再现不同政治家形象;同时，它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折射出古国文明的治国理念。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367天的长征中，独立自主选择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保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长征，作为军事家角逐的伟大战场，打出战争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同时，它还在这特殊的伟大战场上打出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打出一个新中国。
再如，唯有坚定地运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革命历史，才能找到大型电视连续剧《换了人间》的戏魂。在中国现代革命伟大征程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重要节点，她不仅宣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终结，同时还开启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胜利的新篇章。这就是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长篇电视连续剧《换了人间》就艺术地反映这一伟大时代变革过程中，国共两党此消彼长历史走向以及社会阶层变化，尤其是通过两种不同精神文化搏击，让今天的观众获悉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人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认识到毛泽东代表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走向和选择，而蒋介石逆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所抛弃。自然，我更想通过电视艺术特有的感染力，让观众感怀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换了人间的革命是何等伟大和不易。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电视剧《换了人间》能够获得广大观众如此欢迎，就足以证明坚持唯物史观解读中国革命历史是正确的。同时，也让我们看清时下某些史学和艺术工作者，尤其是影视创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顽固宣扬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何等虚伪!
坚持以史诗品格艺术再现历史
细心的观众看完我写的这20余部电视连续剧，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实质是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换了人间，分部写成的长达近500部集的史诗大剧。因此，这就要求我在长达20多年的写作中不受客观形势影响，使每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艺术风格和结构既有变化又要统一，让不同时代观众感受到大气磅礴、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因此，我在写作中除了坚持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革命历史，还必须持之以恒地以史诗品格艺术再现这段长达38年的历史。这其中最难的是艺术风格统一中的变化。
长征自身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就像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藏，吸引着中外艺术家——尤其是影视剧编剧。在此之前，由于诸多因素与艺术功力欠缺，尚没有一部全方位反映长征历史并得到观众认可的电视剧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编剧，我自然清楚第一难题是结构。直言之，必须突破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写作套路，把观众从审美疲劳中解放出来，让观众从起承转合结构中去接受长征精神陶冶。历经无数不眠之夜，默默地审视长征这段历史，我这个由作曲改行当编剧的人突然发现，伟大的长征竟然是一部浑然天成的交响乐。
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犹如万把军号，吹响这部悲壮的《长征》交响曲序曲。接着，迭经广昌、建宁等会战的惨败、于都河中央苏区军民的壮别、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一直到血战湘江，真可谓壮怀激烈!这就是《长征》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湘江战役结束之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他们缺衣少食，没有弹药补给，冒着初冬的寒风苦雨被迫败走西延大山，经老山界、通道、黎平、猴场、乌江直到遵义，情绪低沉的红军指战员自上而下都在思考：“战无不胜的工农红军为什么会落得这步田地?”“谁能力挽狂澜，把失败中的红军引向胜利?”这种充满悲情氛围的事件和戏剧节奏，宛如交响乐曲中的慢板第二乐章，如泣如诉，怆然而深沉。
遵义会议召开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上来，通过土城之战、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奇袭贵阳、佯攻昆明、北渡金沙江、抢占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雪山等著名战役，红军终于走出被动挨打的态势，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一组组灵活机动的战争画面以及那一幅幅喜庆胜利笑颜，组成《长征》交响曲快板第三乐章，整体节奏明快，给人以昂然向上之感。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由于张国焘阴谋夺取中央领导大权，使红军陷入草地之危：高寒缺氧、少衣断粮，红军再次面临生死抉择。它就像是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天然地呼应第一乐章，再次展现出悲凉怆然的史诗画面。待到腊子口战役结束，竹笛吹响了明快的陕北《信天游》，这部交响曲就在毛泽东笔走龙蛇书写七律《长征》画面中进入胜利尾声。
史诗要靠结构，《长征》四个乐章设置既避免雷同战役连缀，又赋予长征轻重缓急节奏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让观众能在这四个乐章交响曲中感悟到真正的长征精神。但是，如何把红军用生命写成的这部《长征》交响曲化作一部有艺术感染力的电视剧精品力作呢?这又是每一位有时代责任感的剧作家必须回答的。
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领袖形象
这部近500部集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能否获得成功，不仅取决于剧作家驾驭这一伟大历史革命题材的结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还要看剧作家能否把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形象塑造提高到一个全新水平。为此，它要求剧作家必须艺术地营造忠实于革命历史的典型环境，进而再塑造典型且又具有不同性格的领袖形象。唯有如此，才能和这部大剧的史诗品格相统一。
何为史，就是要求这部大剧以宏大历史视野，正面、完整、真实、形象地再现这段历史风云，“对于历史背景的交待，对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其基本尺度和主要情节都能经得起与基本事实的认真对照”。换言之，这部剧排斥戏说历史、歪曲革命。实践证明，唯有如此，剧作才有生命力，塑造领袖的艺术形象才有生命力。
何为诗，就是要求这部大剧是一首戏剧化的长诗。换言之，全剧的描写、对话应尽量用诗化语言。无论是波澜壮阔的历史，还是浩瀚无尽的原始素材，都应该为塑造毛泽东、周恩来及其战友艺术形象服务。同时，所有艺术创作的手段也只是完成这部革命历史大剧的创作工具。
简言之，史、诗两方面的艺术结合，就会成就史诗品格，也是塑造典型领袖人物的典型革命环境。这一成功经验再一次为电视剧《换了人间》所证明。自然，塑造多样化且有与时俱进现实品格的领袖人物形象，还必须寻找新艺术手段。为此，我有意从地缘文化视角入手，塑造全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艺术形象。
毛泽东是湖南人。楚文化孕育刚强性格，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做到以节殉国、为主义献身。古代的屈原，近代的谭嗣同、陈天华就是其中代表人物。毛泽东那种不求浮名、不尚私利，不向强权低头的刚强性格，可以从楚文化中找到答案。以此作为塑造毛泽东艺术形象切入点，就会突破以往观众通过屏幕所熟悉的毛泽东形象。这个新的毛泽东艺术形象可借用一句古语来概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恩来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少年居住在江苏淮安。吴越大地，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以此作为塑造周恩来艺术形象切入点，一个更为深沉的周恩来形象就会跃然于屏幕。这个新的周恩来艺术形象也可借用一句古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概括。
作为编剧，我深知准确写出自强不息的毛泽东与厚德载物的周恩来两种不同文化性格，表现他们从相识到相知过程，不仅关系两个领袖人物的艺术塑造，还关系全剧文化品格。为此，我在《长征》中采用“捉虱子”这样一个真实情节：毛泽东不能容忍一个虱子的叮咬，开会前提出进行一场捉虱子比赛。对此，周恩来却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久，周恩来在过草地前夕病倒，邓颖超在他的毛背心上捉了173个虱子。毛泽东看后悟出一个道理：刚柔相济，始可有成。换句话说，这个情节不仅从文化上写出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同性格，更令自强不息的毛泽东认识到若想完成中国革命，就一定要和厚德载物的周恩来亲密团结，共同战斗。我相信，不同观众看后，一定还会从不同视角感悟出深邃哲理和革命道理来。
我写的这部历史大剧既有成功经验，同时还有不少写作教训，都需要认真思考并加以总结。可惜纸短话长，就此打住，留待他日去写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