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这是中国经济走上创新发展之路的新起点。从现实来看，2015年中国经济呈现出非常强的两面性，一方面，传统企业不改革、不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就没有活路；另一方面，大量新兴产业、互联网+、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型小企业正在迅速发展，它们重组了存量资源，在资本市场的助推下快速成长。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处在巨大的转型摩擦中，虽然从电力等消耗指标看增长缓慢，但传统的统计没能涵盖创新的作用，以2008年世界银行修订的GDP新核算中引入的知识产权、R&D、资源租赁、职工期权等新指标核算看，中国经济中的创新探索是真实的，而且发展迅速。可以预计，2015年是中国经济大转型元年，对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认识。
跨过“陷阱”的关键是创新
20世纪50年代，学界对“贫困陷阱”进行了集中探索，贫困陷阱也叫马尔萨斯陷阱，即人口围绕自然生产力波动，不能逃脱自然力的束缚而处于贫困的状态。工业革命后，人们挣脱了自然力的约束，人口增长、富裕程度提高，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后发国家通过引入现代工业部门逐步从二元经济结构中突破贫困陷阱走向了现代化，中国就是成功突破贫困陷阱的国家，但世界上仍有很多国家难以突破。进入新世纪，世界银行根据全球的经验统计又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认为当前主要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转型为发达国家，拉美的大多数国家仍在陷阱中徘徊，需要突破。现在，发达国家自己又提出了“高收入陷阱”理论，认为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停滞的状态。
事实上，规范的经济增长理论都会假设经济要素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导致经济增长会逐步收敛在一个均衡的轨道中。因此，经济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会遇到“增长停滞”的问题。由于只有技术进步被假设为是外生的，因此，要突破均衡状态只有通过技术革命和创新，创新驱动的激励则来自于市场竞争。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讨论“长期停滞”理论和“新卡尔多事实”。学者们发现，可以通过更多的创新要素来突破“卡尔多事实”提出的生产要素收敛到均衡路径的问题。当前国内外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均值回归理论的逻辑就源于“卡尔多事实”提出的均衡路径理论。与“卡尔多事实”不同，“新卡尔多事实”强调除一般的技术创新外，还有大量的新增长要素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特性，如信息、知识、教育、创意分享、制度等新的供给要素，它们不仅能带来新的技术创新，自身也会成为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知识生产和知识消费更为一体化，从而成为推动经济突破瓶颈的重要方面。
与此同时，同知识生产相关的新的统计体系也开始跟进。2008年世界银行推出了新一版的GDP核算SNA体系，一是引入了最为重要的“法定所有产权”与“经济所有者”概念，非常重视实际使用者承担风险和享受收益的计算；二是将知识产权产品列入GDP中，原来作为成本项目的研发、资源勘探、数据库等变成了GDP增值项目，人们在精神生活中享受的大量产品从消费项目列入到了供给项目；三是引入了“雇员股票期权”，将期权账号与劳动报酬体系一致化，体现了人的因素，把原来的资产收益转变成了人力资本收入；四是引入资源租赁，体现了实际运用者利益保护的原则。很明显，新的核算体系强化了创新驱动，知识产权生产、人力资本被认为是现代经济转型的根本，传统的资产所有权概念被淡化了。
目前，中国有很多创新企业正在蓬勃发展，创业气氛高涨，比如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前十位的排行中，就有四家是中国企业。中国目前的R&D支出、教育支出、文化娱乐支出都在快速增长，虽然这些新的转型还难以纳入到现有统计框架中，但学者们已注意到，与过去相比，同样的增长速度蕴含着不同的增长质量和创新内涵。未来，我们是通过创新、创业来整合旧经济，突破增长的徘徊，还是不断用钱去救助“僵尸企业”，拉高新经济的成本，甚至将经济拖回到旧的传统体系下，这是问题的关键。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今年上半年增长率为7%，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3年为负，按照潜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是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出现了负的产出缺口，导致了持续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一般来说，在解释低于潜在增长率的经济增速时，大多探讨的是外部冲击，即认为是国际经济冲击导致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众所周知，2008年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应对；2010年欧债危机，中国通过宽松货币政策维持了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一致水平。但到目前，全球持续的增长低迷没有改善，这也使得中国改变了应对危机的政策，不再将反危机的短期政策长期化。2014年以来，中国主动调低了增长预期，提出了新常态经济理论与政策，积极应对国际长期经济低迷对中国的冲击，为中国经济转型寻找到了腾挪的空间。
中国经济不仅受到国际外部冲击，国内也在积极转型，特别是在降低碳排放方面进展迅速，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从经济核算的角度看，大幅度降低碳排放是一种阶段性的外部冲击，按生产函数模型计算，每年的冲击不低于0.5到1个百分点。
在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低迷和国内降低碳排放的两个阶段性冲击之下，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7%的增长率确实来之不易，这为经济转型寻找到了空间。
全球经济过去50年中经历了28次顺差逆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大量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分析与案例研究发现，每次再平衡都是一个国家转型的重要时间窗口：首先，经济增长会因再平衡而降低约0.3～1.2个百分点；其次，结构调整会加快，其中最为积极的贡献者为投资，平均达3.3个百分点，私人消费提高0.8个百分点，贸易盈余的带动作用明显下降；再次，产业和就业结构会重新调整，非贸易部门如服务业的产业份额会提高，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就业会重新配置；第四，创新加快，中高技术份额显著提高，该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得以提升。
可见，经济再平衡的过程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充分体现了上述结构转型的特点：中国经济遭受国际萧条的冲击，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在增长率0.5个百分点以上，并通过积极扩张投资缓冲需求的收缩，稳定经济增长；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更为进取，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并大量吸纳就业，技术进步加快。
从潜在增长率的计算来看，根据传统的生产函数，中国的要素积累能力下降是客观的。但按照新要素供给理论，如果能够提供更多的优化资源的制度安排、提高人力资本、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知识生产与消费互动，互联网+等新要素会推动实现规模收益递增，从而抵消传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如果能够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大幅度提高新要素的供给，不断提高创新贡献，中国将能够顺利步入中高收入水平。总之，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这均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让创新驱动充分受到市场的正向激励。与此同时，还要发挥宏观政策的稳定剂作用，积极在利率、税收、定向调控等方面助推创新转型。
首先，应全面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制度改革。要打破政府长期干预资源配置的机制，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一是政府要转变职能，切实简政放权，彻底政企分开；二是促进统一市场的尽快形成，重点解决更高层次的开放即要素市场的开放，解决在资本市场、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三是打破行政管理体系“条块分割”的现状，促进分工深化与创新外溢；四是强化法治，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其次，通过改革进行存量释放。未来应加快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转型和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当前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多为效率较低的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差一倍以上。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服务业主体的一部分存在于事业单位，如科教文卫；另一部分存在着严格的管制，如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大量的公共服务部门（如水电气供给与排污等）。这些服务业部门按发达经济体计算基本上占服务业价值的80%以上。事业单位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将会释放出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存量，这一点至关重要。
再次，重组地方债务，保护基础设施投资的积极性，推动财税改革。近年来中国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进行基建，形成了大量重要的基础设施资产，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等，这些资产短期回报率低，现金流也较差，但关乎人力资本的提升，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对此，中央政府可以按照项目期限、收益率、项目的经济外部性和功能性特点，发行低利率的长期特别国债，购买地方社会基础设施资产，以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推动地方政府的行政和资源配置方式改革。通过财税改革，推进以工业企业增值税为主的税制向以消费、收入所得、财产保有环节的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变，削弱地方政府侧重于生产性投资的税收激励。
最后，推进金融改革，进行资源配置方式的根本转型。从以银行信贷推动规模发展的配置资源方式，逐步转向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推动“创新能力”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