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医生一定需要被“养”的话，不应该是药，也不应该是国家财政，而应该是他们的技术。
6日，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提出，“以药补医”这个问题应该首先从基层解决，赋予县医院更大的公益性，县医院医务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来解决。（3月7日《南方日报》）
是否变以药“养”医为政府“养”医，一时之间引起很多争议。
作为医生，笔者不赞成以药“养”医，也不支持政府拨款“养”医，因为医生通过自己的劳动为患者的健康提供帮助，本身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完全是靠劳动和知识吃饭，为什么一定要沦落到不是被药“养”，就是靠拨款“养”的地步呢？
当然，如果医疗行为的收费完全依据市场规律来制定，那么会有很多家庭无法应对，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同时也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于是通过行政手段将真正体现医疗劳动价值的诊疗费制定得低得离谱，这样的价格不可能让医生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于是，将药品的利润拨一部分给医生，如此，医生的劳动价值变得微不足道，几乎依附于药品价值上，从而不得不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药品销售员。
这样的状况导致了我国药品市场的混乱怪相。事实上，近年来已经在一些社区医疗机构尝试了以拨款“养”医的方法，医生的工资基本被政府包干，他们的医疗行为也不能为他们换来额外的收入。
前些天笔者和一位郊区医院的医生沟通得知，拨款养活的医生几乎沦为了行政的附庸，他们需要做的是如何让上级机关满意，如何避免承担责任，而不是提高医疗技术。所以病人来了，有一点点特殊情况，就赶紧让患者转院，于是被“养”活的医院依然门可罗雀，患者依然还是需要长途跋涉到县城看病。患者没有因为他们身边的医生被行政“养”活而获得多少利益。
因此，如果医生一定需要被“养”的话，不应该是药，也不应该是国家财政，而应该是他们的技术，医疗服务的价格尽可能让市场来说话。国家需要做的是，如何为患者提供合适的财政支持，医生挣多少钱，用他们的医术和患者的认可来决定。高水平的医生，名正言顺地进入高收入阶层，得不到市场认可的医生吃最低生活保障。让医生以被“养”为耻辱，这样的医疗市场，应该比现在要好很多。（郑山海 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