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修水计生部门被指“赞助”警方，并在其帮助下卡超生儿落户，从而强制向超生户征收社会抚养费。虽然当地紧急叫停了这一做法，但“计生捆绑”背后存在的利益链条还是因此进入了公众视野。
生活中，部分计生部门的触角又多又长，几乎深入生活各个方面
在不少地方，计生与户籍、教育、医疗甚至工商等等方面绑定，超生户寸步难行
近些年来，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的现象并不鲜见。除了常见的义务教育、低保等捆绑条款，各地和计生捆绑的权利五花八门，其中包括医保、工商登记、落户、购房、结婚登记、身份证明、暂住甚至就业。在一些地方，毫不夸张的说，“计生捆绑”几乎深入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比如在中山大学，就曾发生过校内一餐厅在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时，被要求出示其法人代表中大校长的计划生育证明的案例。而对此，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为配合当地计生局工作的需要”。去年十月，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在河北邢台，即便是申领个体工商执照也需要提交婚育证明。而更早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知名学者杨支柱因超生被解聘也曾引起不小的波澜。还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到计生部门触角延伸之深之细，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甚至超生孩子都没有“资格”成为少先队员，领取红领巾。
此次被曝接受计生部门赞助的修水县委县政府网站上刊登的该县近年计生工作报告而几乎所有这些“捆绑”，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配合当地计生工作的需要”。计生系统还有一个有名的“三捆绑”，即政府干部与计划生育工作捆绑、计生办工作人员与计划生育工作捆绑、村（居）委干部与计划生育工作捆绑。有些地区则涵盖范围更大，称之“政治、经济（资源）、责任”为“三捆绑”。
对计生这种无所不在的“捆绑”，评论作者“五岳散人”就曾讽刺到：蓦然发现，计生委真是中国最大的权力机构，不但能强制打胎，连教育部的差事都能兼管。
奇怪的是计生本是个脏活累活，但各个部门却都乐于跨界来管
计生工作在很多地方会衍生一些冲突甚至暴力事件，并不容易处理
虽然这种“计生绑定”普遍存在，且理由被描绘的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无论何种绑定都是一种不合法的潜规则。之前的专题《张艺谋孩子脱“黑户”是搞特殊？》以及《人口普查会特赦超生户吗》中都提到了这一点：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部法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是给孩子上户口的前提，也没有法条将种种权益与是否超生绑定。所以说，面对“计生绑定”，不少部门的举措不但是跨界还是非法的。
再加之，由于计生工作往往涉及到胎儿的存亡或者高昂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整治甚至暴力冲突。比如，在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仅在贵州兴义就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去年7月，在广东也发生过计生官员被砍杀的案件。在不少地方，计生甚至就是一项“高危职业”。
在某些惯于“自扫门前雪”的公务机构面前，计生得到如此多的“帮衬”显得有些异类
前面已经提到了，在很多情况下“计生捆绑”不但非法，且会涉及到“暴力抗法”甚至引发以宗族为单位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怎么看，计生工作都是一块难啃的工头，常理上，各个其它单位应该是避之不及。但奇怪的是，面对计生工作，很多在平时惯于“自扫门前雪”的公务机构（比如公安、医疗、工商和教育部门）却显得十分热情。
原因一：“计生一票否决制”仍在实施，各个部门迫于上级领导压力，考核被“捆绑”
对于不少地方，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是重要的考核指标。根据2013年3月10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方案的说明指出，中国仍坚持和完善计划生育政策，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继续实施“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而在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计生工作仍然是政绩考核的重中之重。这就赋予了各地计划生育部门不小的权力，可以在当地党政一把手默许下将计生和各个其它部门的工作“捆绑打包”，卡扣让超生者权利，使其寸步难行。
原因二：在某些地方，计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各部门为利益而乐于“捆绑”
在一些大城市，计生单位相对于公安、工商甚至教育部门来说并不强势，甚至给人一种“清水衙门”的感觉。但在小地方，比如商业并不发达的小城或者乡镇，这种现象就会反转。《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就在一篇报道中支出，计划生育的罚款变其实是一些乡镇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在陕西不少偏远地区，还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市县财政靠地皮（买地皮），乡镇财政靠肚皮（征收超生户的社会抚养费）”。由此，计生部门对这些地方财政的重要性可窥一斑。《纽约时报》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在一篇名为《在中国，想生二胎并不难》的文章中，表明在中国，只要你去交罚款，“超生”并没有什么阻力。
这里补充一点，虽然社会抚养费是“收支两条线”，理论上应上缴国库，也不应该有所谓的返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以这次被《新京报》曝光的江西省修水县为例，根据报道，该县一年征收社会抚养费超过2000万元，这些费用在上缴之后，约80%被返还乡镇。而给当地公安的所谓的“上户费”或者“赞助”就是来源于此。修水县并不是特例，在大部分地方，近一半的计生经费用来支付劳务费和计生干部薪酬福利。如广州的白云区就返还过一亿元的社会抚养费，而云南昭通地区将社会抚养费的有92%返还到了基层。根据长期研究计划生育的独立学者何亚福曾算过一笔账，从1980年到现在，若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加上相当的返还比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计生部门在一些地方就显得“财大气粗”。
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一览。暴力与暴利伴随着计划生育（东方IC供图）更重要的是，除了“钱多”，一些计生部门的这笔钱还长期用的不明不白，甚至连审计都无可奈何。根据去年9月的报道，审计署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对甘肃、重庆、河北等九省市的社会抚养费审计调查报告。审计发现，社会抚养费可以说各种问题都有。有虚报瞒报计划外生育人口的；有乱收费的；有截留社会抚养费、不按规定上缴国库的；有将社会抚养费按比例拨给计生部门的。总体来看，就是审计署也不清楚社会抚养费底数有多少，到底用在了哪。在这笔糊涂账下，计生“捆绑式”执法暗藏利益链就变得十分容易。而从中可以寻租的巨大的利益看来，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捆绑”执法，甚至“赞助”的方式也就不足为怪。
此外，前面提到的过计生工作有时会引发暴力冲突。这也使得计生官员不愿意“强制执法”，更倾向于采用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
利益链使得计生不再仅是部分计生部门自己的关切，众多其它机构也被计生捆绑了
《纽约时报》曾估计成立于1981年，拥有50万全职雇员和600万兼职员工的计生委，每年能征收天量的罚款，这一切使得“计生政策”大而难倒。但现在看来，一部分计生部门和其它部门之间的利益输送，使得真正的利益集团的规模远大于此。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就认为，计划生育在一些地区已经演变为直接的政治金钱关系，并在基层各个部门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寻租空间。而这种利益联盟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力量。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披露，社会抚养费公开遇阻，最重要的阻力就来自部门利益。对此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就表示：想当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进何其迅速，如今退出却何其艰难，原因之一在于政策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更值得担心的是，部分利益集团虏获政策夸大计生重要性，进而绑架百姓生育观
在不少学者看来，由于各部门的利益捆绑，且缺乏独立的专业声音参与到计生的决策。小如各种人口会议论坛让严肃的人口学者啼笑皆非的“宣称”，大如总和生育率的“争议不休”。关于计生政策的一些基础性数据以及评估错误并不是危言耸听。
比如在复旦大学人口学者王丰、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人口学者蔡泳等任看来，连中国人口最基础最重要的数据总和生育率都是一趟浑水。“总和生育率的研究早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了，它被太多复杂的因素左右，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被捆绑其上，所以会出现现在的局面”，“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是个动态的数据，怎么可能十年八年不变，一直稳定在1.8，这可能吗？这科学吗？这是很怪的一个事情。”王丰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这样抱怨道。
而根据学者李华芳的分析，利益相关者在支持计划生育不难理解，比如说计生委。因为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不必要的岗位，就意味着失业。毕竟是涉及到饭碗的事情，所以这些人反对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有出于私心的考虑。不过随着越来越大的利益集团继续支持计划生育，他们就可以虏获公共政策，可以夸大自己部门工作的重要性。而通过这些利益相关者不断描绘如果不控制人口会带来的“恶果”，以此来恐吓决策者和老百姓。最终也强化了百姓“人口”和“孩子”并非财富而是负担的生育观，使得中国在可预期的未来彻底步入低生育率陷阱。…[详细]
结语对“计生捆绑”实为利益捆绑，有网友吐槽这是各部门“逐利时化零为整，担责时化整为零”。更值得吐槽的是，部分计生部门及其利益共同体为了眼前利益不顾长远，继续固守计生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