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月起，北京教委陆续关停了30多所民工子女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北京的处理是这样的：五证齐全的孩子到公办学校就读，不齐的到委托办学的民办学校就读。
这只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并不是政府提供了学校让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往深里说就是平等权的实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这是中国改革30多年之后，必须直面的大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权，只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平权”变革的开始，一如上个世纪美国的“平权运动”，就是从黑人争取入学权开始的。
可这也是一个复杂、曲折的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旧的标准将改变，新的标准有赖于社会成员的共同摸索，实现社会和谐、共富的双赢。正义的华丽语言，不能只在天上飞翔，关键在于让它“软着陆”，让更多人认同它，而不是引起新的矛盾。
公平，并不简单，难以一蹴而就，需要一个磨合、妥协的过程。目前，北京市仅朝阳、海淀两区就有8000个农民工子女需要分流，这引发了北京学生家长的反弹。
笔者观察了北京家长在某“幼升小”论坛上的言论。家长的话讲得很直白：“XX小学本来不错，生源都是海淀事业单位的子弟，自从开始成为定点接受民工子女的学校，现在不算好学校了。”有的家长说，早知道学校收农民工子女，他们就不会选这个学校，但是教育局是在学校结束报名之后，才搞分流的，侵害了家长的选择权……
有的家长是赤裸裸地歧视，但有的诉求并非没有道理。“既得利益”在如今是一个贬义词，但平衡不同利益诉求，才能推进中国的进步。中国历史上暴风骤雨式变革的教训，应当记取；唯有渐进的获得广泛共识的进步，才是稳固的。
换位思考一下，你作为家长花钱买了“学区房”，又花大价钱给孩子报了学前班，通过了“好学校”的面试；但就在开学之前，原本不属于本学区的孩子也能入学，你会不会有想法？虽然说公办教育应该均衡化，不该有好坏之分，但就连美国也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人到了美国死活也要在好学区买房子，就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昔孟母，择邻处”，中国人这样，美国人也未能免俗。去年本人买房，看到小区里有配套的小学，就向邻居打听学校的“好坏”。有好心大妈就介绍：这小学原来不错，现在不灵了，因为接收了太多打工子弟。
客观地说，一些农民工子女教育基础差，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待不高，进入公办学校，的确会影响学校的整体成绩。承认这些“差别”的存在，承认家长的这些现实考量，并不能简单地扣上“歧视”的帽子——权利和特权之间那根细细的红线，需要在公共事件中由大家共同博弈，取得共识。
目前基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条件、经济条件，教育部门采取了分班，乃至分校的管理模式，这便于安排教学和课外活动。但将农民工子女专门分班，这是不是一种歧视呢？至少很容易产生“误解”。比如，去年有某媒体报道上海市高境三中“歧视”新接纳的农民工子女：校服有差别、课本不一样、就餐时间不一样。之后，校方做了澄清：新接纳这些孩子，来不及订制校服，所以穿的是市场上现购的校服；因为这些孩子不能参加上海中考，所以教材选择不同；吃饭时间有先后是因为食堂空间有限，不得不分批吃……
指出一种“歧视”不难，难的是妥善解决。比如有人爆料说，北大留学生宿舍与中国学生宿舍天差地别，前者像是宾馆。那怎么办呢？都改成留学生那样的宿舍？留学生的宿舍住宿费一个月是1350元，必然有的学生承担得起，有的承担不起。那么，又会形成富学生、穷学生的对立，这也是歧视。
事实上，据复旦大学熊易寒博士所做调查，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相对于就读于民办学校的，更强烈地感到被歧视，从而引发他们的自我放弃，乃至反学校文化。而也有不少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校长是“老板”，办学校不是办教育而是为了赚钱。（见《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这是我们讨论相关话题时必须直面的残酷现实。
前不久，《南方周末》报道称贫寒子弟难上名牌大学，引发中国式“平权”的热议。中国的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分蛋糕”的时代正在来临，利益分配结构肯定要调整。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积累下的历史成本，必须得到消化，否则就会影响稳定。农民工子女如何融入城市，这是个现实、迫切的问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不会返乡，他们要生活在城里，作为新的主人。社会政策应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但要尽力做到“帕累托最优”，不能妨害市民的正当利益。毋庸讳言，两者之间有一定张力——当平权运动遇上市民权利，双方需要彼此尊重和妥协。
（作者系媒体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