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积累了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得日益不可持续。中央指出，转变发展方式刻不容缓。调整经济结构，解决和消除经济发展中的内外部失衡，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世界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今天，中国要以立足世界的眼光和智慧，审时度势，积极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经济战略，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加快中国崛起步伐。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与“美元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采取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通过对外扩大开放，发挥比较优势，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并以加工贸易为主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政府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出口，使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这样的发展路径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造成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衡：内部是投资与消费失衡，投资率过高，消费率持续下降。外部是内需与外需失衡，主要表现为我国长期保持对外贸易顺差，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上升，2006、2007年分别达到19.3%和19.7%。2008年后，欧美主要经济体衰退，外需锐减，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下滑，但中国出口仍然保持了较高的顺差。
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突出表现为中国经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1978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仅为9.7％，1994年达到一个阶段性高点42.8％，到2006年该比重更达到65.2％的历史高位。全球金融危机后受外需减少影响，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2010年仍然在50％以上。同时，这一比重的下降并不是我们主动调整的结果，而是西方国家经济放缓的外部强制力量所造成的被动下降。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特别是经常项目收支的不平衡。中国经常收支顺差对GDP之比高达10％左右。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该比例仍然达到9.8％，远高于同为出口大国的德国的6.4％和日本的3.2％。中国占全球经常项目顺差的比重达到23.4％，高于德国的12.9％和日本的8.6％，并超过德国和日本之和。从绝对规模看，2008年中国经常收支顺差达到4261亿美元，相当于美国逆差的60％。从历史比较看，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全球最大的经常收支顺差国，其时日本的经常收支顺差对GDP之比约为3％－4％左右。中国当前的顺差规模已经是日本的2－3倍。从这些数据看，中国的经常收支顺差规模确实大到了惊人的程度。
高速增长的贸易顺差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并出现加速增长的势头。2000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56亿，2006年首次突破1万亿达到10663亿，2008年接近2万亿，2010年末达到28473亿美元，到2011年3月已突破3万亿美元。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再调整、特别是美元出现长期贬值趋势的情况下，中国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面临资本损失的风险。中国外汇储备中70％左右为美元资产，我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而美国长期出现高额贸易逆差，美元自2002年以来累计贬值40％。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刺激经济复苏，美国推行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状况加剧恶化。美国政府负债总额已经突破14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90%，且仍保持快速攀升态势。长远看，美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趋势。美国通过货币贬值，可以轻松摆脱负债，而我们通过辛苦劳动和资源环境代价所积累的储备财富却在不知不觉中挥发，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性面临巨大风险。
不仅如此，中国保有巨额外汇储备在资源配置和投资收益上也是得不偿失的。中国一方面保持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同时又把积累的外汇储备以购买国债的方式返回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积累起高额的对外净资产，但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以优惠政策甚至以超国民待遇大量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有研究表明，外商在华投资年平均收益率在20%左右，但2002-2009年间中国外储投资的平均名义收益率为5.72%，如果考虑到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外汇储备投资的收益率还将进一步大幅缩水。这是中国对外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也是中国福利的重大损失。
仔细审视中国面临的对外金融形势，实际上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落入一个进退两难的“美元陷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2009年发表的《中国的美元陷阱》中，描述了中国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的困境：中国已持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其中70％为美元资产。如果在外汇储备资产中继续维持或增加美国国债，那么会面临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贬值或美国出现通胀的风险，这无疑是中国所担心的；但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中国选择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抛售美元，必然导致美元迅速贬值，那么马上就将面临资本损失。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胡耶夫（JacquesRueff）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后布雷顿货币体系的实质，曾经讲过一个裁缝与顾客的故事。裁缝为顾客做衣服，卖给顾客后，再把顾客所付的钱借给这个顾客。然后顾客再用这笔钱回来向裁缝买新衣服，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胡耶夫说，如果我是那位顾客，这样的好事我为什么不干呢？多少年来，中国与美国就反复重复着这样的故事：我们为美国生产，美国支付美元，我们拿美元来购买美国国债或其它美元资产，美国再用我们借给的钱继续购买我们的产品。如果没有意外发生，或者中国不去刻意改变这样的发展模式，我们对美国的债权将无休止地扩大，也就是美国将无限期地无偿占有中国人民的劳动和物质财富。
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还增加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在巨额外贸顺差积累的情况下，人民币承受升值的压力。但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不得不频繁干预外汇市场，购进美元而投放人民币，导致外汇占款增加，从而使人民币投放增加。这些增发的货币流向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上升，这就是外储增加引起通胀上升的机制。蒙代尔在“不可能三角”理论中已揭示出：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者不可能同时满足。因此，要维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扭转中国经济对外失衡，走出“美元陷阱”，终结传统对外经济发展模式，避免中国在经济上长期沦为被动和依附的风险，成为中国必须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主动、适度、有序进行人民币汇率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以及经济实力的消长，总会导致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市场机制自发应对经济失衡的方法，就是调整价格。在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持续增长且不断累积的形势下，无论是主动调整还是被迫调整，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可避免。纠正中国对外经济失衡和经济结构调整，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国际贸易不平衡在根本上是要素价格、资源禀赋、产业分工、储蓄/投资结构的综合和内在反映。但这并不意味着汇率对贸易失衡的调节不起作用。尽管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但汇率的浮动将直接调节国际贸易商品的比价，并反过来影响国内生产和投资结构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因此，汇率调节通过国内相关变量的调整，有助于经济内外平衡的实现。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少人担心人民币升值会打击中国的出口，造成中国出口企业大面积停产以及失业增加。这种担心至今似乎仍然是决策层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最大的顾虑。
在中国经济对外失衡的形势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两种风险的权衡：一是继续维持较低的汇率，依靠价格优势对中国低效的出口部门持续进行保护，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摆脱对出口的依赖，扩大内需和转变发展方式就根本无从实现；更严重的是，我们还会继续被绑在美国经济的战车上，永远走不出“美元陷阱”，只能继续以资源、环境甚至血汗为代价去累积大量美国和西方的债权，并将长期面临美元贬值而导致重大财富损失的风险；一是允许人民币升值，这或许会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并可能使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或增加经济波动的风险，导致延缓或中断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我认为前一种风险的威胁更大。而后者的风险更多地是一种理论推测和静态的分析，而忽略了经济的动态调整与相互作用，缺乏实证依据。换句话说，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可能被夸大了。
从历史经验看，对人民币升值的过分担心实际上是多余的。其一，从2005年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0％，但中国出口增速年均达到23％，是中国出口增速最快的一段时期。期间出口部门从简单加工不断转向深加工，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产业链条也有所拉长，这说明出口部门对汇率升值的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在增强。其二，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为减少对出口部门的冲击，中国采取了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等鼓励出口的系列措施，以减少企业出口成本。但出口企业因此而降低的成本很快转化为出口价格的普遍降低，中国企业本身并未提高出口利润。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时候，这好比中国给世界送了一份大礼。但即使这样，2008出口增速依然明显下降，2009中国更经历了出口负增长。这说明在影响中国出口的众多因素中，外部需求的影响最为显著。中国的出口数量，主要决定于海外的刚性需求，而不是中国企业的供给因素。
对于海外消费者来说，绝大多数“中国制造”并没有替代品，出口价格取决于国内的生产成本而不是国外的支付能力。由于劳动力价格相差悬殊，“中国制造”的成本远比西方国家低，甚至欧美等国家几乎很难找到从事传统加工业、制造业的劳动力。人民币升值引起的成本上升，最终能够向买家转嫁。另外，从中国的出口结构看，加工贸易占比50%左右，货币升值在提高出口价格的同时，也降低了进口原材料的成本，所以这一部分贸易对汇率升值的敏感度较低。
值得指出的是，经过30年来对外开放的锤炼，中国出口企业不仅拥有明显的价格竞争力，也积累了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会有部分产业转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但无论从劳动生产率水平、生产组织、基础设施成熟度、市场化水平等因素，还没有哪些国家能够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作为具有市场优势的制造业大国，适当提高出口价格对中国有利，人民币升值不会削弱中国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并造成显著冲击。
有人以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泡沫破裂及长期经济停滞，作为汇率升值有害论的依据。这是只看现象不见本质。实际上1985年德、法、英国和日本一样都签署了广场协议，都经历了大幅、快速升值。1985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汇率最大升值99.78％，同期德国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大升值了100.55%，英镑升值了66.98%。德法英三国并未出现泡沫经济，可见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并不具有共性。也很难解释，在广场协议前后的1970和1980年代，在经历了两次日元大幅升值后，仍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日本出现泡沫经济主要还是其它经济政策造成的。主要是日本政府对日元升值的影响过于悲观，认为升值将大大打击日本的出口，并对国内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因此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后，仍然采取了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金融机构贷款大量增加，大量过剩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酿成了泡沫经济。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的阶段和当前国际经济调整的新形势下，人民币主动、适度、有序地升值，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扩大进口，稳定出口，从而缓解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的局面。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我国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部需求和消费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人民币升值使我国等量的出口商品实现更多价值，从而有助于增加国民财富，提升国民福利水平。人民币升值后，我国等量出口将能够实现更多价值。长期以来，中国通过较低的汇率和劳动力、资源、环境成本价格，压低出口商品价格，等于每年为世界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补贴，这实际是国民福利的巨大流失。人民币升值后一些低水平、低附加值以及高资源消耗的企业会被淘汰，从而促使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实现技术升级，改变我国在全球分工中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地位，实现由低价取胜向依靠质量、技术取胜转变，提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品牌、和持久竞争力。
我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工业化、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能够持续创造巨大的内部需求，产业结构升级有广阔的空间和潜力。我们完全有条件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也有足够的回旋空间来降低和消化升值带来的影响。
走向新平衡
这是一个世界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最近世界银行发布题为《2011年全球发展地平线--多极化：新全球经济》的报告，指出随着中国的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到2025年世界格局将完全改变，美国、欧元区和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三大主要“增长支柱”，人民币将与美元、欧元一道成为世界主导货币。经过30多年持续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积累了较强的综合实力，具备了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跨越的基础。而完成这一艰巨的跨越，需要有全局的战略考量和科学的顶层设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要以立足世界的眼光，以更大的决心、魄力和智慧，审时度势，主动实施对外经济战略调整，促进中国全面崛起。
“十二五”规划提出，适应我国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转变的形势，要按照互利共赢原则，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外贸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为处理中国对外开放、解决中国经济对外失衡、确立新型对外经济关系提出了战略方向。我们要进一步推进经济金融改革，确立新型对外经济战略，推动中国经济走向新的平衡。
（一）坚持以互利共赢原则处理对外经济关系。开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对外经济合作等都应坚持互利共赢原则，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促进技术进步、增进国民福利、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提高对外开放和经济活动的效益和水平，一句话，不做亏本买卖。
（二）终结出口导向，促进对外贸易平衡。从鼓励出口的政策，向扩大进口、稳定出口的外贸策略转变，减少或取消刺激出口的各项优惠政策，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更加注重贸易平衡。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扩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积极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的品牌、质量和档次。积极扩大进口，增加先进技术、核心科技、关键零部件以及资源、能源、大宗商品、节能环保产品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取消给予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同时深化国内金融市场和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投资。
（三）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主动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实行按照市场供求决定均衡汇率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2010年6月，人民银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当前我国采取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通过主动管理控制升值的速度。在市场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条件下，人民币单向缓慢升值，将加剧投机资本流入，导致资产泡沫。因此，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还需要与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调控及金融市场化改革协调推进。从长期看，人民币要实现自由浮动，由市场供求发现和决定“均衡”汇率。在自由浮动汇率下，人民币汇率可能大幅波动，并带来较大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但这一步迟早要迈出！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是否情愿，我们都已无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中，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不可能永久地通过制度屏障与国际风险隔绝。因此要积极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为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创造条件。
（四）加快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让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更积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在未来成为国际主导货币是必然的趋势。美国凭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顾各国反对，肆意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无节制地扩大政府债务规模，严重损害了各国特别是我国的经济利益，国际社会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强烈。当前，中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人民币币值稳定，各国对人民币信心加强。从长远看，人民币应该也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更积极作用，并应向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方向努力。
在现阶段，我国应顺应时势，着力加快人民币区域化步伐。以我国主要贸易伙伴为重点，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始，逐步将人民币作为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结算货币。允许境外人民币贸易融资，推动人民币出口信贷业务发展。结合对外援助，设立人民币投资基金、人民币贷款和以人民币形式的对外援助。扩大人民银行与海外各国央行人民币互换计划。同时按照“主动、渐进与可控”的原则，逐步开放人民币资本帐户，加快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进程。
（五）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要支持和引导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拓展国际化经营空间，扩大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并更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提高资本利用水平和对外投资效益。努力培育和打造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大型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支持国内企业收购兼并国外资源类和高技术企业，加强与国际资源类、高技术企业集团的跨国合作，在降低储备资产风险的同时，提高我国资源供给的安全性。
（六）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也是调整中国经济对外失衡的重要举措。2009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2.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甚至比低收入国家水平还低4.9个百分点。这也说明我国发展服务业潜力巨大。提高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可以缓解我国第二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而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同时，发展服务业能够吸纳大量就业人口，显著增强我国应对外部需求波动的能力。发展服务业有助于扩大居民消费，满足居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要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休闲旅游、文化创意等生活性服务业，加快现代物流及与先进制造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发展，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总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