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如何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过去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从不同层面讨论。
我们刚刚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面30年和后面4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总体来说，中国从过去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中高收入国家，这非常了不起。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有两个“百年计划”，其中第二个是指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要成为一个富强、民主、发达的经济体。
如果以百年计划来看，我们今天是站在过去70年和未来30年的时点上，距离百年目标的实现还有一定的差距，而且还面临不少新的较大的变化。
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可能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北大国发院最近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联合课题组，对此进行了研究。总结起来，最重要的挑战有三：
第一，中国曾经的所谓低成本优势一去不复返。过去，中国靠低成本优势支撑了要素投入型的增长，但未来的增长更多要依靠创新。随着成本水平不断提高，对生产率的要求会变得越来越强，增长模式势必须改变。
第二，人口结构的变化。过去中国有人口红利，即在总人口中，劳动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使得中国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变得越来越高。但现在早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曲线已经进入下降阶段。目前掌握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劳动人口大概以每年500-800万的数量减少，老年人口则以每年1000-1200万的数量在增加。这一变化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会带来很多挑战。其中消费需求会减弱，劳动供给会减少，同时对整个社会的养老、医保等开支需求会持续增加。这也需要中国未来的增长道路和过去有所差异。
第三，全球贸易格局和趋势的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可以看到所谓的逆全球化措施渐多，中国曾受益于全球化，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未来就有个悬念：我们还能不能主要依靠外部市场支持增长?这可能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从这三个变化来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过去的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为此，金融行业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既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增长，同时为整个经济的转型提供更好的支撑。
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比较丰富。一方面，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但在模式上并不唯一。
林毅夫教授曾在研究中提出一个和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特征相匹配的所谓最优金融结构，这是新结构经济学里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从道理上，我非常赞同这样的看法。如果某国的经济发展主要就是靠低成本优势、粗放式扩张，应该存在一套相对适宜的金融体系。客观地说，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就比较适合支持过去那种大企业、制造业、粗放式的扩张，原因在于过去用的很多技术，虽然也有创新，但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企业所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主要来自管理和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没有问题。
为什么现在遇到了问题?大家发现中国的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减弱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变得突出了，而且有点难解。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经济增长模式正在改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推动创新最主要的力量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银行如果还和过去一样，只看所谓的历史数据、抵押资产、政府担保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发放贷款，面对小微企业时就会有点束手无策。
所以按照林毅夫老师的观点，现在适宜的金融体系就应该多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帮助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多发展资本市场，支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从大框架来说，我非常赞同，但也想做一点点修正，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结构的变化不如经济结构快，相对比较慢。举个例子，现在大家都说中国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比重要直线上升，因为英美发达国家似乎都是这样的金融结构。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德国、日本等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很高，和中国的金融结构相差不太远。这两个也是发达经济体。
这就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一个经济体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相对比重，可能既有政策因素的作用，也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英美和德日的差异就意味着金融结构可能跟政治文化、社会传统等因素也有很深的关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传统的、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等，恐怕短时间内仍然要发挥很大作用。德国和日本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仍然在有力地支持着实体经济发展。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融机构也需要创新和转型，也要主动转向数字化。
另一方面，金融创新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中国经济当中，金融创新已经风起云涌，影子银行风风火火，获得巨大发展、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同时，也带来很多新的风险。影子银行为什么能做这么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很多交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里做不成，不得不从表内转到表外。
数字金融也一样，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就是因为传统金融部门的供给不足很严重，小微企业和穷人无法获得很好的金融服务，所以数字金融产品一推出就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需要看到数字金融的两面：一方面实实在在地服务了实体经济，另一方面，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多风险。相关部门最近一直在治理、整治、规范数字金融行业，至今尚未完成。
一“管”是大力支持很多新的金融业态、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发展，尤其是那些能实实在在服务创新型实体经济发展的。这是对整体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大力支持。关键是把握好创新和稳定之间的平衡。
另一“管”是在中国可预见的未来，传统金融机构仍然是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要不断推动传统金融机构的改革和转型，使他们与数字技术深入结合，从而在服务传统实体的基础上，也能更好地服务创新型经济体的需求。我认为这是更迫切、更有意义的工作。
本文为作者在2019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