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作家曾写道：“在20世纪，如果你碰巧出生在瑞典，那就像中了头彩一样。”这句话在相当大程度上并非虚言。
福利国家的概念出现于战后1945年的英国，它倡导“普遍受益”，强调全民(不仅限于穷人)都应从社会保障制度中受益。不过，其最初的灵感和雏形，却具有讽刺意味地来自那位统一了德意志的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作为一个保守的专制主义者，俾斯麦镇压了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民主运动，但为了安抚劳工阶级，维护社会稳定，他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保险。
现代福利国家最重要的设计师则是英国的贝弗里奇勋爵，他于1942年发表《社会保险报告书》(亦称《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建立“社会权利”新制度，包括失业及无生活能力之公民权、退休金、教育及健康保障等理念。现今人们耳熟能详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社会，便是他首次描绘的。
如果把19世纪80年代德国引入养老金作为开端，把1948年英国启动国民医疗保健制度(NHS)作为顶峰，那么欧洲福利制度的创立足足用了半个世纪。二战后，欧洲逐步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以英国为例，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通过《国民保险法》、《国民保健法》和《国民救济法》等一系列立法，奠定了福利社会的法律基础，60年代，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体系建设完成。尽管其具体实践形式因地方传统和政治特色而略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福利国家成为所有西欧国家的主要社会模式。虽然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并未建成福利国家，但向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俗称“兜底”)福利保障理念，已深入人心。
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的鼎盛时期，高福利不仅让穷人获得了尊严，还让太多原本应该在优胜劣汰的市场中激烈竞争、追逐成就的人，懒洋洋地依偎在国家的温暖怀抱里。福利国家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大恩惠，但也是一个重负。
1950年，法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28%，德国占30%，美国占21%。到1999年，法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52%，德国占48%，美国占30%。今天的欧盟人口只占世界总数的7%，而社会开支却占了全球的一半。更为糟糕的是，西方的社会老龄化趋势，将加大未来在养老金、社会保障和医疗上的花费。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遭遇了普遍的衰退、滞涨以及奇高的失业率，加之国家过度干预导致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变得难以维系。福利国家的近况正变得越来越糟。《华尔街日报》2011年8月的一篇文章指出，英国有25万人要等待18个星期以上才能得到治疗，而过去十年全国医疗系统的支出翻了一倍;2002年到2008年，法国和意大利的暴力犯罪，分别上升了近15%和38%;截至2011年6月，欧元区的失业率为9.9%，25岁以下人群的失业率为20.3%;近一半的欧洲人，因年幼或年老的缘故而被归为“依赖”型，在工作年龄段人群里真正在工作的只有64%……
欧洲已不再是乐园，未来它还会变得更糟，改革势在必行。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首相，就已经开始尝试改革不堪重负的福利社会体系。但在欧洲，倡导自由市场的势力，从未能撼动福利国家的根基。就连“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没能触及国家卫生系统，充其量是不再扩大福利范围。本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她的后继者卡梅伦首相，面临着“改不动也得改”的绝境。用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话来说，“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福利国家模式从未遭遇过真正的政治挑战。现在，福利国家已经撞上由经济现实和财政状况筑起的‘南墙’。”现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说得更明白：“过去有人认为，欧洲非常富有，可以让公民用不着工作。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必须埋葬老式的欧洲社会福利模式。”
2011年，英国政府废除相关制度，不再为16-24岁无偿工作的年轻人提供失业津贴。在此前一年，英国卫生大臣安德鲁·兰斯里提出了一项引发轩然大波的法案，要求改革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国民保健服务体系，引入更多竞争。
在法国、德国以及那些饱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区国家，政府财政紧缩和削减福利支出，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主基调。在另一个堪称福利国家典范的大国加拿大，斯蒂芬·哈勃总理的上台，也标志着该国福利体系的收缩得到了选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