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对外发布了《全方位能源战略——通向可持续经济发展之路》的政策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开门见山，将“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增强能源安全”以及“发展低碳技术、为清洁能源未来发展奠基”作为放眼长远的战略支点，将保障能源安全作为立足当下的战术策略，将“国际领导力”作为战略的根本目标。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大国，美国为自身及世界未来能源擘画的“顶层设计”，甫一问世即引起各方关注。
短期视角：宏观经济状况与油价走势并未“松绑”
美国积极推动“全方位能源战略”，既有面向未来的前瞻，也基于对历史的审视。石油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广泛使用以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虽在不同时期表现不同，但这种关系从未中断。二战结束后，长期的低油价为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繁荣提供了重要基础，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剧烈波动，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造成重创。从那时起美国从战略层面谋求“能源独立”，意图规避油价剧烈波动对经济发展的冲击。
2008年之前油价一路走高，客观上对美国经济产生抑制作用，但也刺激了页岩油气的“井喷”式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中，美国依靠这一新经济增长点和低廉的能源成本，再度发力制造业的复兴，不但带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更直接拉动美国GDP增长，率先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
伴随着美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静悄悄”的革命，其国内石油需求减少、生物燃料使用增多，电力汽车等石油替代品增加等客观现实，使美国经济对全球长期油价波动的承受力正在增强。美国打造的“全方位”多元能源保障体系，将在一定程度上稀释油价剧烈波动对其国内宏观经济的负外部性影响。
近期国际油价持续下跌，预示着石油价格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美国作为石油消费大国和页岩油气生产大国，其经济发展与油价的互动关系颇受人关注。但从短期来看，美国经济与全球油价波动紧密相连的状况不会马上改变。综合考量能源供给“可持续性”、“可靠性”、“可承受性”和“地缘政治”的四重因素，美国乃至全球其他经济体短期内抗击油价大幅波动的能力仍缺乏弹性。其根源在于，短期内一国的能源需求增长缺乏弹性。
报告认为，在日渐形成的全球原油市场中，油价冲击具有多种宏观经济渠道。从财富渠道看，短期的油价冲击会拉高经济体内石油进口资金，更多用于石油贸易的资金流出本国，进而降低GDP；而从需求渠道看，油价冲击会改变国内的消费需求，甚或导致短期失业增加等“多米诺”效应；从供给渠道看，油价冲击可能会重创能源密集型企业，乃至削弱经济发展基础。
因此，从能源战略意图与动向上看，未来美国希望通过降低石油净进口份额与多元化能源供给，来全方位“对冲”油价波动的影响。但身处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石油市场，加之国内对零售市场放松管制背景下，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留下“独善其身”的价格空间？至少目前来看，美国的战略在保证石油持续供给，防止丹尼尔·耶金警示的“累积性供应中断”作用，明显大于短期内影响油价的作用。
中期视角：强化天然气在燃料结构转换中的过渡性定位
经济最佳与环境最优是一对矛盾，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凝视当下，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已带来了巨大的外部成本。比如，美国87%的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有关，94%的甲烷排放来自于化石燃料。若人类果真迈向杰里米·里夫金所预见的“后碳”社会，兼具化石能源属性和清洁能源属性的天然气，势必承担起能源转型中的过渡性燃料这一历史使命。
目前，美国石油、天然气和其他液化燃料的总产量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而从全世界来看，随着天然气资源大量发现以及液化、运输等技术的发展，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的市场需求不断被激发，天然气贸易正从一项局部性业务，日益发展为极具灵活性的全球性业务，国际能源署曾经预言的“天然气黄金时代”有望成为现实。
2011年7月，日本发生福岛核电站事故，加重了人们对核能这一清洁能源的忧虑，全球能源格局再次悄然“洗牌”。美国很久之前就把筹码押在天然气开发上，依靠页岩气带来的底气，报告强化了天然气作为过渡性燃料的战略定位，其“未雨绸缪”之意显而易见：既回应远期“第三次工业革命”能源“去碳化”的大势，也意在形塑安全完备的能源“梯次链条”，还在为掌控未来天然气全球市场定价主导权作先期铺垫。
美方统计显示，2005—2013年间，美国碳排放量约减少了一半。其根源在于美国近年来能源结构的转变——从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模式转变为天然气为主、风力和太阳能为辅的能源结构。随着美国燃气发电比例的稳步提升，其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和清洁化趋势进一步彰显。
能收获这一局面，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早在一战结束不久，美国就孕育了领先世界的“卡伯特低温学”技术，为几十年后的天然气液化奠定了基础。在页岩气产业上，美国经过了近30年的技术积淀，才取得关键性突破，造就目前量多价廉的页岩气生产态势。借力《天然气政策法案》《清洁空气法案》等，放松天然气市场价格监管，支持鼓励天然气产业发展和使用，美国的天然气生产消费才步入良性循环。由此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大幅下降，让美国在过去不愿涉足的全球气候谈判中占据了主导权。
长期视角：布局可再生能源以掌握国际领导力
早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困境之中，美国卡特政府便开始了以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探路之旅。虽然道阻且长，可再生能源命运多舛，但线索一直没有中断。在新世纪石油价格高企、气候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也更加受人瞩目。报告在展望未来清洁发展目标时，特别强调美国要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上取得领先。
报告显示，美国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取向有四。一是价格杠杆。例如在电价领域，强化废气排放和电价间的关联机制，使得风电、太阳能发电更具竞争力。二是税收政策。降低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税率。三是聚焦交通。明确可再生能源在交通业转型中的引领作用，突出混合动力电车、电动汽车、氢能、生物质能燃料，作为替代性交通能源的选择。四是强化技术标准和法律规制。制定和修改《可再生燃料标准（RFS）》《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
丹尼尔·耶金的统计也显示，截至2011年，美国3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均出台可再生能源配比标准。在自发的市场机制外，美国正加大政府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的宏观引领和政策调节。尽管可再生能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无法成为全球主导性能源，但在战略布局上，它绝不是一枚可有可无的“闲子”。美国在此领域的“深耕”，目的在于通过标准制定、技术领先和占据道义优势，锚定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国际领导地位。
逆向视角：能效提升激励“内生性”增长
“全方位能源战略”除了开源，同样重视节流，即提高能源效率。目前，美国1美元GDP能耗为1970年的一半。其原因：一是美国产业结构转型自发导致能源强度的逐年下降；二是政府借助经济激励措施将能耗成本内部化，倒逼企业提高能效。
近年来，美国在汽车领域推行“第二轮重型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标准”，意在降低巨大的交通能源消耗。日本也曾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在提高能效上取得明显成效，1997—2003年间，仅电视机这种小家电的能耗就提高了26%。相比粗放的外延式“开源”，精细的内生式“挖潜”之路更值得重视。对饱受能源环境压力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更是一条值得大力推行的能源法则。
中国视角：国家战略思维引导发展
美国“全方位能源战略”，是保障其能源安全和布局未来全球能源领导力的战略纲领。以中国视角来观察，其从短期、中期、长期多时段综合考量的复合思维，有许多地方值得借鉴。美国在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增强能源自给能力、构筑多元保障体系、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筹划绿色能源未来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也有颇多启发。
但我们更需看到，中国与美国国情上的诸多差异，决定了我们难以过度照搬美国的做法，而必须立足自身条件，择善而从。从能源结构（组合）上看，美国近十年出现的“非常规油气”革命，不是中国能简单复制的，故而中国在运筹能源发展时，就不能简单照搬美国经验，过分强调“非常规”的当下价值。从能源供需矛盾来看，美国依靠国内油气产量的大幅攀升，能源进出口的“攻守之势”已完全逆转，而对中国而言，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走高的趋势难以短期扭转，因此更应该在能源结构优化、效率提升等方面下大力气，依靠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推进能源生产与消费转型，在考虑短期能源及时供给的同时，为长远能源发展争取更大的腾挪空间。
美国“全方位能源战略”与此前的“能源独立”战略有内在的联系，是其国内政治生态、世界地缘政治与能源格局复杂博弈的产物，也是美国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又一战略支点。在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能源独立”只是一种战略立意，而不会成为现实的选择，其结果也只是世界能源竞合体系中的相对独立，而不是自我封闭的“关门主义”。理解了这一点，就更能明白美国“全方位能源战略”隐含的深意，也能更清晰地认识到，在当下和今后的世界能源格局中，中国应该有何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