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当时的欧洲还笼罩在主权债务危机的阴影之下，经济衰退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正在侵蚀着人们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信心；欧洲的团结精神也经历着考验，政治家们为是否对深陷债务泥潭的欧盟成员国实施援助而争吵不休；而作为战后欧洲一体化最高成就的欧元，也面临着崩溃的威胁。就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前景黯淡、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的“艰难时世”中，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能源方案》，开启了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之路。其目标为：到2050年，德国能源供应体系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将传统发电（化石燃料发电）占总发电量80%的情况，转变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量的80%，可再生能源将转变为德国能源供应的主要支柱，并配备上必要的电网、电厂和蓄电技术，最终形成安全、环保和可支付的能源供应体系。
德国能源转型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2013年，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费总量中的占比为25.3%，2014年则继续增加至27.3%，可再生能源首次超过煤炭，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发电来源。德国非但没有出现弃核后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反而开始向荷兰、奥地利、瑞士、法国等邻国出口可再生能源电力。根据德国联邦环境部的统计，2012年近一半新建建筑使用了可再生能源供暖。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德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时德国电力供应主要靠煤炭和核能，交通车辆主要使用常规化石燃料，家庭利用石油或天然气取暖。可以说，德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从自然禀赋这些“硬件”来说，德国发展可再生能源并没有先天的优势，它没有爱尔兰、英国那种有着强风的漫长海岸，也不像南欧国家那样拥有充足的光照。那么德国能源转型的秘诀是什么呢？政治精英坚定地实施能源转型的政治决心、完善的法律保障和激励以及国民的环保意识，是德国成功实现能源转型的三大支柱。
政治决心是关键
德国的强大源自其完整、高端的现代工业体系。而能源对工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关系到工业企业的生死存亡。为世界所熟知的是宝马、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为代表的，在汽车、化工、机械制造等领域国际知名大型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一般都是上市公司，知名度和媒体曝光率非常高，内部有着复杂的股权和治理结构，与国际金融市场关系密切，并且大多奉行多元化的产品战略，其生产链条不仅仅覆盖某一个行业，而是往往横跨多个行业。这些企业由于自身实力的强大，往往对全球能源市场的风险有着很好的对冲策略，能源风险对这些企业而言，并非最为紧迫的。但是，真正支撑德国工业力量的，并非这些外表光鲜亮丽的大企业，而是占德国企业总数95%以上的中小企业，他们的年营业额低于10亿欧元，产品单一，往往是家族企业，股权和组织结构简单，与金融市场关系疏离。但是创造了近70%的工作岗位，完成了德国40%的出口，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它们是德国工业真正的基石。这些中小企业虽然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强，但是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风云变幻往往缺乏自我保护措施，很容易受到能源市场风险的伤害。
德国的政治精英也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德国国内能源储备有限，不足以支撑德国工业巨大的能源消耗，90%以上的石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超过60%的煤也需要从国外进口。与此同时，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和天然气都储藏在欧洲之外的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俄罗斯、北非和中东，但这些地区往往充满着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最近的乌克兰危机更是让德国人意识到了政治冲突对能源供应所造成的巨大风险。煤炭发电虽然成本相对较低，但是环境污染严重，而且煤炭资源的利用是不可持续的，面临可开采储量日趋衰竭的风险，煤炭不是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核能虽然干净清洁，可持续性强，但2011年日本福岛事故让德国人充分意识到核能利用中所具有的巨大的不可控制的风险。这让德国政府下定政治决心，排除能源利益集团的干扰，坚定地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德国未来工业竞争力的基石，德国特色的“能源转型”成为了政治精英们的共识。
法治的保障和激励是根本
让经济运行在法治的轨道上，法治既能够保护所有的市场行为者，也能够提供相应的正向激励。这是战后历届德国政府宏观经济治理所遵循的理念。早在1991年，德国就颁布了第一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律《电力入网法》，规定电网经营者不得用各种理由拒绝购买利用风力和生物质能等发的电，这极大促进了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电产业的发展。2000年初，德国政府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对所有生产风电、太阳能电的企业20年价格不变担保的，以及给予利用可再生能源所发电力优先并入电网的权利。这项法案因为极大地稳定了可再生能源产业长期发展和获利的预期，因此吸引了众多投资者。2009年，德国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其基本政策方针是电网运营商必须以法律规定的固定费率，收购可再生能源供应商的电力，为可再生能源提供和传统能源同样的机会。随着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的扩大，2014年8月，修改后的《可再生能源法》正式生效，在保持原有激励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让可再生能源经营者更多地面对市场竞争。
除了针对企业的法律保障和激励，德国政府还鼓励居民参与能源转型。在德国，安装一套小型太阳能设备，不仅可以得到一笔安装补贴，还能通过并网发电获得固定收益。如此，5到10年就可以收回所投入的全部成本。通过这样的成本回收机制，德国新能源基础设施和发电能力得以快速推进。德国私人用户安装的光伏太阳能设备功率在5—10千瓦之间，现在，这些小型的光伏设备已经大约占到了德国光伏发电总量的10%。德国政府通过优惠的金融贷款、完善的法律保障来打动居民安装光伏设备。德国的法律确保私人用户不用增加任何其他费用就能并网发电，以及可以得到银行的配套贷款，这两项政策使得德国分散式光伏发电迅速发展。
国民环保意识是基础
德国明确地提出“能源转型”的口号，是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在此之前，迫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德国在2010年曾通过一项新法案，将核电站的关闭时间由原定的2022年延迟到使用期满。2011年3月发生在日本的福岛核事故极大地激发了德国民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情绪，要求政府重新调整核能政策。2011年5月2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出了被众多媒体称之为“历史性决定”的政策——2022年前关闭境内所有17座核电站。由此，德国成为第一个明确去核化国家，同时，德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计划：2022年前，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提高到35%左右。德国“能源转型”的政策目标正式提出。如果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很难想象，默克尔能够作出这样一个有损传统能源利益集团的政治决定，同时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响应，德国能够将光伏设备进行全民推广。可以说，德国民众的环保意识是德国成功实施能源转型的基础。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价格虽然比传统能源发电的价格要贵，但许多德国人愿意付出更高费用购买；这在很多国家难以推行，在德国却行得通。这与德国人强烈的环保意识密不可分。德国的环保教育是从娃娃抓起。在幼儿园和学校里，环保意识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除了课堂讲解之外，学校组织许多课外教育活动，比如参观环保基地、参加社会实践如捡垃圾等。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也制作环保教育材料，提供给青少年，激发他们对未来环境的关注。德国各地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环保比赛，鼓励学生设计和开发环保项目等。最终，德国人普遍地接受这样一种观念：环境无价，保护环境从购买环保产品做起。这是德国能源转型漫漫征途上可贵的民意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