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约一个月前发表的《如何认识当今的世界：三个可供参照的认识框架 》一文中，我曾指出：
我一直不太愿意从这个(冷战)角度来解读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这里首先当然是个事实判断的问题。但在事实判断之外，可能还有一个主观价值的问题，即很担心过分渲染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的误导，误导到可能会对我们产生严重损害的冷战陷阱中去。
但同时我也说道：
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两种体制、两种模式的竞争。而在这种竞争中，意识形态的因素也会夹杂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警惕一种类冷战现象的发生。
这两段话，表达的其实是一种矛盾的意思。从主观上来说，我不太愿意承认或渲染这个问题或事实。因为陷入冷战陷阱，对于中国绝不是好事情。但在事实判断的意义上，又确实不得不承认，现实中真的有这种危险性。
世界进入新冷战时代的可能性有多大?新冷战意味着什么?其中可能的陷阱是在哪里?如果新的冷战发生，对我们的影响又会怎么样?现在我们可能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思考这些问题。不要以为这是个纯粹的理论问题，也不要以为这与我们芸芸众生没有关系。
新冷战正在来临?
哪怕在半年前，谈论新冷战的问题，人们都会觉得是无病呻吟。但在今天，情况可能很不一样了。实际上，在重要历史转折到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毫无感觉。
2018年5-6月号的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封面文章：《美国对阵中俄：欢迎加入第二次冷战》。该文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分析了当今世界面临“第二次冷战”的现状与原因，比较了两次冷战的异同之处。有意思的是，文章认为美国在第二次冷战将注定失败。
该文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过去的几年里，叶利钦在1994年所说的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冷和平”，已变得更冷、更不和平。美国和中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都变得越来越对立。冷和平已经结束，现在是第二次冷战时间。
作者认为，现在作为冷战最重要现象的结盟关系正在出现。其中，一方面是美国及其东亚和欧洲盟友，包括欧洲中东部新的北约盟国和波罗的海国家。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和中国及其盟友。与此同时，与上一轮冷战相近的军备竞赛正在展开。当然，这种敌对和冲突在日常的层面上会以经济和贸易摩擦的方式体现出来。
客观地说，如果假定新冷战的时代正在到来，目前的结盟关系还只能说是若隐若现，其中的相当部分还是笼罩在经济利益格局的云雾之下。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世界的轴心是在经济上，而经济的格局显得更为纷杂。但如果新的冷战这的到来，明确的选边站队将不可避免。而在选边站队的过程中，价值观的因素将有可能凸现出来。但问题是，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到现在也不知道价值观为何物，而只是简单化地将世界理解为一种经济上的利益关系。
在未来的结盟中，最大的变数可能是中俄关系。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是将美国作为一方，而将中俄作为另一方。但这个格局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中俄的关系是松散而脆弱的。在第一次冷战时期，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另起炉灶，力图构建三个世界的格局，但实际上是更偏向美欧一方。以此推断，在另一轮的冷战中，谁能够保证俄国在将中国推到前边的同时，在内焦外困之下不会另起炉灶?从价值观的角度说，俄国与我们的差别可能要大于与西方的差别。
新冷战意味着什么?
如果新冷战发生，新冷战既可以被看作第一次冷战的延续，也可以被看作是此前那轮全球化过程失败的结果。
很有意思的是，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将新一轮的冷战称之为第一次冷战相互对立的双方之间的“复赛”。“复赛”这个词很有意思。复赛是淘汰制体育比赛中已通过初赛的队(或运动员)为取得决赛资格而进行的比赛。但那篇文章作者强调的意思好像是，复赛与初赛对垒的是差不多的阵营。如果我们将其理解为两次冷站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可能更恰当一些。
如前所述，新冷战也可以看作是此前全球化过程失败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次新冷战发生的背景与第一次冷战的背景并不完全相同。其中最大的变量是意识形态因素。上一次冷战与其说是大国的较量，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对垒，是两种制度的较量。而在上次冷战结束之后，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去意识形态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意识形态的色彩日益淡化，利益成为越来越显著的主导力量。
也正因为如此，著名冷战史学家加迪斯表示：现在不是冷战，因为有意识形态才有冷战，而今天意识形态不是重要因素。我们今天的世界正在回归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那种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就是俾斯麦玩的那种游戏。美国、中国、日本、俄国、欧洲，五大势力现在很接近这种状态——全球的力量平衡游戏。根据上述的判断，加迪斯断定：冷战不会到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因素消失了。然而他接着说：但这不是好消息。他暗示：力量平衡的世界也许比有意识形态贯穿其中的冷战的世界更为危险。
但加迪斯的观点，在两点上是值得商榷的。第一，加迪斯是不是夸大了现实中意识形态的衰落程度，而忽略了近年来的再意识形态化过程?特别是，如果摩擦和对抗加剧，有没有可能导致意识形态新一轮的强化和复兴?第二，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是什么?会降低冲突与无序的风险，还是会加大冲突与无序的风险?
前一段我曾经指出：就冲突和矛盾的性质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宗教的与种族的、意识形态的、利益的。其冲突的强度依次降低，回旋和缓和的因素依次而增加。宗教与种族的冲突带有很强的非理性特点，很难化解。意识形态的冲突虽然也经常是难解难分，但相对前者而言，理性的程度还是明显增强。而利益的冲突是相对比较容易驾驭的。
因此，我的判断与加迪斯相反，意识形态的因素也许是更加危险的，因为它会使矛盾与冲突走到极端。这种极端甚至会再反射到国内。
现在是重新定义的历史关头?
几天前，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定义美中关系的历史关头》。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在北京同中国、美国和欧洲的政府官员及商界领袖举行的五天会谈让我清楚地明白，当前的局势完全是一场斗争，为的是重新制定全球最老和最新的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这不是一场贸易口角。
弗里德曼分析了这种趋势演变的过程。他认为总共经历了三步。
第一步，在第一次冷战后期，美中关系全部是地缘政治，美国和中国都反对苏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第二步，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转向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和新市场。30年后，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三步的展开是在2015年10月，中国宣布了新的远景规划：中国制造2025，即在下一代十个产业中占据主导的计划，其中包括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航空航天业。
弗里德曼认为，毋庸置疑，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在以风险极高的策略走近这一时刻。就美国来说，弗里德曼认为，我们正处在定义西方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历史关头，日本、韩国、欧洲和加拿大是我们推动中国转向正确方向所需的盟友，特朗普却冒着与他们进行贸易战的风险，威胁他们，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就对他们征收钢铝关税。特朗普似乎认为，他可以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重塑中国在下一个全球贸易时代的做法——纯粹依靠美国的蛮力。
但是中国也并非稳操胜券。弗里德曼认为，如今的中国比25年前开放了很多，但比五年前封闭了很多。打击腐败、加强控制，都是出于紧迫的需要，因为集体统治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但是，要激励和吸引最有创意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更加严格的控制并不是最佳途径，而中国未来的发展所需要的正是这种人才。他说，这也许能够成功，但这个赌注很大。
冷战也许正在向我们走来。而且其本身也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比拼的也许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实力，更重要的是谁不犯大的错误。
当年苏联崛起，美苏对抗凸显的时候，美国著名战略家凯南曾经为美国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路：以价值观和建设性的行动作为竞争的手段。这就是遏制战略的思想来源。正因为如此，有人怀疑，在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思维中，是否闪现着凯南的思想幽灵。美国在世界上收缩，坚持美国优先，就是明显的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应该提防的就是陷入冷战陷阱，回到闭关锁国状态，哪怕是现实中有这样的逼迫因素。换句话说，谁能够将自己的事情做好，谁能够获得人们更多的道义上的认同，谁就将是最后的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