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元的并立与更迭，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主线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其丰富程度远非“唐宋转型”所能解释。
《哈佛中国史》中的“转型”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哈佛中国史》并非真正意义的中国通史，没有强求构思与体例的统一，而是为英语世界的读者展示分卷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思考与感悟。然而，就历史学本身而言，如果忽略了研究对象的整体特征，那么得出的见解和体悟则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上起秦汉下迄明清，这段长达两千余年的历史，其主线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凝聚、巩固、发展和成熟。每个历史阶段虽各有特色，但“融合”与“统一”的主题一脉相承。然而，该书在时代特征上落墨颇多，于历史主线的接续与延展却有相当不足。这在其宋元明叙事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第4卷《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下称“《转型》”)沿用西方的“唐宋转型”叙事逻辑，将“中国”的历史范畴基本局限在有宋一朝，且没有明确解释“转型”之后的历史走向。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下称“《元与明》”)采用21世纪初流行的生态史视角，探讨全球生态周期(小冰河期)对元明历史发展的影响，对于宋元之间的历史延续性语焉不详。
西方学界的“唐宋转型”论，是以“农耕(南)-游牧(北)”对立认识模式观察中国历史的一种结果
西方学界的“唐宋转型”论，其实是以“农耕(南)-游牧(北)”对立认识模式观察中国历史的一种结果。这种模式认为，在中国历史框架之内，只有中原汉地王朝代表“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传承，他们的发展序列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国北方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如辽金元)，虽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并未对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中国”作出什么重大贡献。受此影响，很多学者认为只有“唐宋”的发展线索才能代表古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他们将“唐宋转型”作为阐释“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模式。在论及“转型”时，自然会忽略、遮蔽与宋朝并立的辽、西夏、金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经验，它们的历史发展或被从中国历史序列排除，或被简单地解释为野蛮落后民族接受中原先进文物制度影响的过程。
《转型》作者迪特·库恩给予“宋代转型”的理想型特写也基本延续了“唐宋转型”的局限性，强调以宋代儒家文化的转向作为主线，介绍了士大夫阶层兴起之后儒学在中国政治、哲学、文化、艺术、科技等方面催生的新变化以及社会经济之繁荣，认为当时的社会充满理性、效率与活力，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文明，其影响下及现代中国。在他的笔下，辽、西夏、金朝、蒙古仅是周围背景中若隐若现的点缀，或是连缀主干的线条。
实际上，元朝的大一统承袭了中国10-13世纪多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的成果。宋朝是当时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若将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等同于“中国”，势必大大压缩历史中国的时空范畴和内涵，进而造成10-13世纪中国历史叙事脉络的断裂。
辽、金、元的历史线索超出“唐宋转型”的解释能力
10-13世纪北方民族建立的辽金等王朝在中国历史谱系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推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力量。
首先，9-13世纪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发展是促成元代中国“南北兼跨”、多民族融合与发展的根源所在。这是“唐宋变革”视角忽略的历史进程。9世纪以来，长城内外实现了游牧-农耕社会的频繁互动与交流，农耕与城市手工业技术北传，因地制宜的城市体系在蒙古高原得以发展起来。同时，草原丝绸之路的商业网络在粟特、回鹘、契丹、蒙古各族推动下繁荣发展。在此基础上，北方社会的农耕与游牧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欧亚草原丝路扩展影响，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体系。如果说中国疆域南北兼跨之努力始于唐朝，最终实现于元与清，那么9-13世纪中国北方多民族、复合式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与繁荣，则为这种南北兼跨奠定了社会基础与制度渊源，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其次，北方王朝的勃兴与发展，为中国多民族社会的融合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契丹、女真-满族、蒙古等民族虽肇发于北方，但其政治重心却呈现向中原内聚的趋势。这既促使中国政治中心北移至农牧过渡地带的北京，亦将多民族社会的整合实践推到了历史前台——保持不同地域社会面貌、因俗而治基础上的“大一统”。
再次，10-13世纪北方王朝与两宋的长期对峙，共同塑造了北、南并行发展、相互联系的区域发展格局。北-南区域格局呈现政治中心北移、经济重心南移的加速发展态势。社会经济方面，北方因频繁战乱损失大量人口，经济反复波动，而长江以南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政治态势则相反，呈现辽金等北方王朝愈强，两宋王朝愈弱的趋向。元朝作为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治制度多承金制(不少学者认为辽金制度是杂糅民族本俗和唐朝制度而成的，如此便形成了唐-辽-金-元的制度承袭序列);而在经济上更为依赖长江以南地区的支持。
由此可见，辽、金、元的历史线索与“宋代转型”叙事脉络并不完全相同，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进程更是远远超出“唐宋转型”的解释能力。对于元朝建立的多民族统一王朝而言，原宋朝统治区域仅是其广阔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元朝可以说是辽宋金并立期北南区域社会发展交织的拐点，通过政治的统合，在继承北南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了全国性的整合。
在《哈佛中国史》出版后的近10年内，“从边疆看中国”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新的增长点，使得人们从更为全面而整体的角度正视北方王朝之于中国的历史意义。他们不再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附带边缘，而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源之一。在这一视野下，北方边地的农牧混合地域成为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东部历史网络的中心之一。这使得我们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进一步丰富与深化，并催生出新的问题意识。在这种视野下，“宋代”似不足以囊括10-13世纪的“中国”，应当正视与之并立的辽、西夏、金诸王朝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需要从整体史的视野出发，不同专攻的学者加强横向、纵向的交流与对话，才能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