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如朱自清所言，一直行进在“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途中。这使它一方面背靠2000多年古典诗歌的伟大传统，一方面又始终呈现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少年气象。回顾当代新诗走过的70年历程，它当之无愧是最贴近中国人心灵，也是最能体现时代气质和民族精神追求的文学形式之一。梳理总结新诗在实践与反思中的成长之路，为的是更好汲取经验，产生更多优秀诗人与诗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乎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涌现过一些令人难忘的诗潮、诗作和诗人。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和新中国宣布成立之际，无论是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还是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诗人都为站起来的中国和成为国家的主人感到自豪，并且以新中国主人的身份投入创作，把写诗当作参与新的生活与斗争的方式。
其中最为动人的篇章，是一批热情拥抱新生活、建设新生活、赞美新生活的时代颂歌。诗中投身时代的真诚与执着，晴空一样透明的诗意，以及没有杂质的心灵感受与折射出来的生活情趣，象征了年轻共和国的蓬勃朝气。郭小川总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组诗，以鼓点一样的诗句呼吁“投入火热的斗争”，邵燕祥诗集《到远方去》体现了一代青年奔向“远方”、实现远大人生价值的梦想。以公刘诗集《边地短歌》、闻捷组诗《天山牧歌》为代表，一大批充满新生活情趣的诗篇，既见证了新生活的光明美好，也见证了新中国诗人的澄怀味象。这是他们诗中的城市：“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纵横的街道是诗行/灯是标点”(公刘：《上海夜歌》);这是他们笔下的笑声：“当她在笑/人感到是风在水上跑/浪在海面跳”(蔡其矫：《船家姑娘》)。而贺敬之，则将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联系起来，写出《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气势恢弘的长诗。
改革开放以来，诗歌既受惠于也见证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以对时代激情与梦想的表现，成为时代心史的忠实记录者。三代诗人(新中国成立之前成名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当代诗人，以及诞生于新中国的青年诗人)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重新集结所形成的诗歌繁荣和多元格局，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象征，《相信未来》《致橡树》等无数名篇名句伴随着当时的诗歌朗诵会，成为一代人的动人记忆。许多被读者广泛传诵的诗作，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见证，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见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作为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和情感的信物，在凝聚民族文化共识和精神情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诗歌中国”具有强大向心力，无论是港澳台地区，还是海外华人世界，各具特色的优秀诗篇用汉语想象世界、传达情感，跃动着“中国心”的节拍和旋律。其中，以余光中、洛夫为代表，对乡愁的表达和对文化中国的追寻，尤为感人，见证了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许多诗歌选集、理论评论也都秉持汉语诗歌的共同体意识。“诗歌中国”的形成，本身也体现了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化古”与“化欧”
70年诗歌成就的另一个侧面，是新诗这种文体的进步与成长。所谓“新诗”，开创之初是以中国古典诗歌(旧诗)为革命对象，使用白话，不遵循传统形式秩序的现代诗歌写作。在2000多年伟大诗歌传统中，它就像是一个叛逆的少年，充满理想，充满活力，也充满成长的烦恼。其中最大的烦恼是形式与趣味缺少基本共识，资源与参照意见不一，产生了一些诗学观念上的“迷思”，误以为“新”就是新奇时髦，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相反，认为“中国性”就是古典诗歌和民歌。观念迷思带来的教训正在为新诗所吸取，围绕这些观念的讨论和辨析为新诗实践提供养分，当代诗歌已经走出“新”与“旧”、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重新认识和汲取传统价值，在立足本土中不断出新。
比如，《诗刊》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在新体诗为主的刊物上开设旧体诗词栏目，并在近年将栏目名称更改为“当代诗词”。再如，“中国诗词大会”“为你读诗”等公共阅读与传播活动，不分新旧而从“好”的立场出发推举优秀诗篇，已经形成一种基本共识：能够不断引起心灵共鸣的诗篇，是永远不会变“旧”的，它会在一代又一代的阅读中，一次又一次地获得重生。而创造这些诗篇的经验与技巧，也会作为一种资源，为后来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这种认识改变了新诗的激进立场，回到了诗歌的初心：诗歌的转型与创新，不是简单地求新求异，显示与传统的不同，而是要通过凝聚不同时代的精神记忆和情感经验，让文化价值和生命情趣在不断延伸的时间中熠熠发光。同时，这种认识也使当代诗人意识到：中国诗歌既无法在自我封闭中发展，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定力，而是要把不同文化范式转化为自己成长发展的资源，如诗人卞之琳所说到的那样，在“化古”“化欧”中成长。
“化古”“化欧”成效的集中体现，主要在语言。诗歌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所体现的汉语神韵与表现力。随着观念模糊的“白话”逐渐发展为较为明确的现代汉语语言体系，诗人对现代汉语的认识日渐提高，通过诗歌理解语言、提炼语言的意识日渐自觉，对汉语的张力、意味、声韵、色调等不同方式不同角度的发掘也越来越多。譬如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的倡导，卞之琳关于古今诗歌不同调性的区分，林庚对诗歌建行问题的关注，以及80年代以来青年诗人意象化与口语化两个向度的实验等，都在不同侧面提高我们对汉语特性的意识，使新诗获得现代文体品格和美学风貌。
体现大时代精神气象
当代汉语诗歌还在成长，它的特点不是说像古典诗歌那样，已经造就许多经典作品和伟大诗人，而在于显示了实践和反思中成长的活力，它正走在通向经典、成就辉煌的途中。进入新世纪以来，诗歌在科技和媒介变革的时代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得到更加广泛的热爱和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诗人从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个人化写作中调整过来，在介入时代现实和运用新的写作与传播媒介方面，做出许多有益尝试。汶川地震的国难时刻有诗歌发出的万众一心之声，国计民生的社会话题有诗歌投去的关切目光，对地方经验和风情风俗的开掘让诗歌更具中国风采，对伟大复兴时代的瞩目与书写让诗歌更添时代分量。而在写作风格和技艺方面，今天的诗歌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丰富。
新诗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新不新而是好不好的问题;不是能否用“新语言”(即现代汉语)写诗，而是能否通过诗歌让现代汉语发出钻石般光芒的问题;不是能否涌现优秀诗人，而是群山之上能否有高峰崛起、能否有大诗人大作品出现的问题。当代诗坛不乏优秀诗人和诗篇，但足以体现一个时代精神品质和语言美学的杰出诗人和伟大诗篇依然缺乏。
杰出的诗歌一定是对时代现实和梦想的自觉承担，它需要诗人深入到日新月异的时代生活深处，感受它最深沉的脉动;需要诗人用心灵与眼睛发现真切的时代感，避免流于琐碎表象或者流于抽象空洞;需要在创作中自觉区分追新逐异、吸引他人眼球与真正美学创新的不同;它需要一种时代生活的洞见，更需要一种胸襟和精神境界，就像唐诗像李白、杜甫那样体现的是一个大时代的精神气象。
杰出的诗歌也一定是语言的灯塔，能够照亮世界，不仅受人瞩目，而且动人肺腑。诗人是用语言工作和梦想的，正是语言的桥梁让时代的记忆和梦想在时间中伸延。通过诗来提炼汉语，让现代汉语显示它的诗意和美学光芒，是今日诗人不可推脱之责任。一些“口语化”写作因为对自然言语的片面迷恋，生产不少“口水诗”，其中弊端值得反思。尤其是在当下的网络和消费语境下，更需要警惕时尚、流俗对语言的裹挟，避免掉入碎片化、快餐化、平面化的陷阱。当代诗人需要深入理解我们口中和手中的语言，从它的根本特性出发，让诗歌和语言互动相生，自觉探索现代汉语的美感和现代诗歌的形式秩序，以鲜明的汉语性体现对伟大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新诗”在新时代重新出发，我们有理由期待出现当代诗人以大时代的眼光、胸襟和艺术想象力，以更多贴近时代心灵、发掘汉语之美的优秀诗作，回答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