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明清两代，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入世但不入仕，靠为地方官出谋划策立身，民间管他们叫师爷。由此还催生了一个地域性的特殊群体：绍兴师爷。师爷尽管也被尊称为西席、西宾，但并非传道授业者，而是地方官署的顾问和佐助。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不在编，无官禄，薪酬须由雇主按协议循例给付。
与乡间塾师比，师爷算得上师之大者了，但还有比师爷层次更高的职业，他们的雇主在庙堂，是皇室聘请的老师。这类人中，教导出来的皇子皇孙将来若能继承大统，通常被尊为帝师。能为储君做老师的人，必须资质可靠、端凝正派，同时兼具学识渊博、学养丰厚、眼界高远、教谕有方等特质，方可胜任。
按理说，为师本无大小之分。“师之大者”亦非“大师”，而是特指帝师这一为数不多的特殊人群。其实，儿皇帝的老师何尝不是“幼师”呢?与师爷不同的是，帝师通常是有正式名分的人，太子登基后由幕后走上前台，辅助皇帝临朝理政。
历史上被称为帝师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职或兼职教太子读书的老师，专职帝师有的会在完成侍读后隐退;一类是教辅太子登基后继续在朝为官，卓有建树、德高望重者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股肱、朝廷的重臣;还有一类帝师，并没有进宫做过侍读，而是被皇帝相中后，直接聘为辅政大臣，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写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这番感慨中提到的“帝者师”，包括此前被秦国国君拜为客卿者，都属于这一类人。此外，还有一种情形，即所谓“经筵帝者师”。我国自汉唐以来，始设御前讲席，并逐渐形成规制，宋代称为“经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开设讲席，旨在帮助执政者继续学习，不断提高治理天下的能力。能在御前为帝王讲论经史的人，尽管是翰林、学士中的佼佼者，但在广义上亦可视为帝师。
帝师并非官职，而是名分。他们的职称，因朝代不同、资历不同而有所不同。始于商周的太师、太傅、太保，即位列三公者，均可视为帝师。尽管是加封的荣誉衔，但在朝廷中却最为尊贵，只有元老级大臣才能获此殊荣。即便是万人之上的帝王，对他们也是信赖有加，毕恭毕敬。史上比较有名的帝师，如张良之前的善卷、伊尹、姜尚、姬旦、鲍叔牙、管仲、商鞅等，张良之后的诸葛亮、房玄龄、刘基、张居正、方孝孺、姚广孝、陈廷敬等，都是著名的教育家和谋略家，他们的作为或多或少地左右着朝政大局，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走向。
有人说，帝师是个“高风险职业”，这样的说法也未必准确。如果说有风险，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同朝廷其他重臣也是等同的。位高权重，荣宠过盛，容易遭嫉;新帝清算前朝旧账时，有时也会波及到帝师。这两条对其他朝臣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相反，由于近距离接触久矣，帝师对皇家父子的脾气摸得很透，且建立起一定的感情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招致杀身之祸的风险相对低些。他们在皇上面前，往往可以直陈胸臆，不必像其他大臣那样战战兢兢、诚惶诚恐。
乾隆皇帝为了加强对上书房的管理，曾于授读师傅之上增设督课总师傅，例由德高望重的一品大员兼任。一次，乾隆巡查上书房，见担任督课总师傅的王杰正在罚太子下跪，就让太子站起来，不无生气地质问说：教者天子，不教者亦天子，君君臣臣乎?——你教不教我们，我们都是皇子龙脉。你这样罚我们，是臣对君应该有的态度吗?王杰不卑不亢地应道：教者尧舜，不教者桀纣，为师之道耳!——虚心受教的将来能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不受教就会成为桀纣那样的昏君，师道不就正该如此吗?王杰的应答，有理、有力、有节，对于乾隆来说，不啻于当头棒喝，幡然醒悟，遂令太子接着罚跪。王杰在朝四十余年，忠直端谨，不偏不党，高寿而殁，被追赠为太子太师，谥号文端。真正做到了为人师表、善始善终。
欧阳修在《答祖择之书》中提出：“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笃敬，笃敬然后能自守，能自守然后果于用，果于用然后不畏而不迁。”大意是说，古代学者必先敬重老师，老师受到敬重，他传授的学问和道理才会受到尊崇;学问和道理受到尊崇，学者才会深怀敬意;深怀敬意，才会坚信不疑;坚信不疑，才能敢于施行;敢于施行，才能无所畏惧而不改变操守。尊师重教是我国延续千年的优良传统，为人师表则是授业者的基本素养。授业者要得到学生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德其能须率先垂范。能为帝师的那些古代先贤们，就更是如此。他们所面对的学生尽管并非等闲之辈，但却仍能坚持从严执教，不违本心，为能培养出一代英明有为、造福国民的君主而鞠躬尽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