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期间，发奋十余日读毕《吕思勉读史札记》，愚以为，此书乃吕氏学术之最高成就，从中可窥见吕著各书中诸多观点出处，亦可见其之读书维度。
人言吕氏尝尽读《二十四史》，观此书，信之不诬矣。然其所涉猎，绝不止《二十四史》，群经诸子，俱多言及。其所引用诸史之多寡详略，正与其自述之读史遍数相捋。前四史尤多，南北诸史、新旧唐书、辽金元史次之，其余较少，另《清史稿》及《通鉴》亦多引用。细审之，其于先秦两汉书几近全读，魏晋六朝间书，除诸史外，另及志怪书，《文选》李善注等，多引《抱朴子》。唐以后，除正史外，则引书较少，唯论及蒙古时，注引颇多，其中尤重《元史译文证补》、《蒙古秘史》。
另引有数种明清史料笔记，清人学术笔记中，尤好俞正夑《癸巳类稿》及陈澧《东塾读书记》，偶及顾亭林《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可见吕氏虽沿袭清代治学之道，为此考据札记之书，然于乾嘉考据诸大家之书却涉猎无多，亦或其距清较近，清人诸书尚未大行于世。其之治史，好以经证史，从神话中探微古史，然极不信《竹书纪年》，论及地理则好引《水经注》，子书尤喜《管子》、《淮南鸿烈》。于典章之类，除正史之志外，唯及《文献通考》，余之如《通典》、《通志》、历代之会要，全未见引用。史论类，《史通》、《文史通义》亦稍及二三。今人治史，好以文证史，吕氏几无此法，唯见一处引用白乐天《新乐府》，亦算一特例矣。
另，此书称为《读史札记》，实属不当，编排以朝代，更为不妥。其所论，以史为主，然经子俱及，将经子之部分列于朝代之下，尤显紊乱。且吕氏在《燕石札记》自序中有言，其札记欲以经、子、史分为三编，未遵其所愿，亦属一憾。最末，此书品质不佳，中册封面与内页装订不齐，才看一遍，便裂胶掉页，错误亦颇多，如将“墨子”排为“黑子”，“横渠”排为“渠横”等等，至于标点错误，更是不计其数。好在价格较低，聊以自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