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兼职教授，师从弗里德曼，是西方汉学人类学谱系中的重要人物，相信只要对社会学、人类学感兴趣的人，都听过他的名字、读过他的作品。
最近我（终于）读完了王斯福的代表作《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这本书是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本。
王斯福曾是一位热衷革命的政治激进者，一度因积极参与英国左派的政治活动而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开除。上世纪60年代，他在台湾的田野地点“山街”镇（实际地点是台北市郊石碇乡，为地点和人名起化名是人类学保护采访对象的传统）进行田野调查，在30年后方将此书完稿付梓，其间加入了很多后续的研究和观点。
本书除序言外分为八章：第一章“历史、认同与信仰”；第二章“年度的启示”；第三章“官方崇拜与地方崇拜”；第四章“地方节庆及其崇拜”；第五章“香炉：交流与尊敬”；第六章“道教及其崇拜者”；第七章“翁公，玩偶的真理”；第八章“宗教的政治与政治的仪式”。整本书穿插了大量的田野记录，是典型的人类学著作。
一、概念
“隐喻”，是这本书的核心。这一概念是从涂尔干和莫斯关于宗教的分析中引申出来的。插一句题外话，涂尔干的经典代表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我一直没能读完，该找时间补补了。
话题扯回来。王斯福同意涂尔干等人的观点，即分类是划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并认为人们通过这些界限所获得的表征和认同就是“隐喻性”。但他又指出，隐喻性并非划分边界的事实，而是一条联系着两面的纽带，使得两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既互为镜像，又互为反转。
二、表述
“帝国的隐喻”，是通过“隐喻”这一概念，反映出民间宗教和中国社会官方（帝国）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早期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中，大多认为帝国官制的结构（宇宙、皇帝、民众、反对者）和民间宗教（神、祖先、人、鬼）的结构，在权力形式的表现上，两者是一致和对应的。帝国是全局的、高层次的，民间宗教是帝国一种对民间社会影响、控制和治理方式。
但王斯福并不满足于前人的观点，甚至与他的导师弗里德曼强调以家族为单位的祖先崇拜也不相同——王斯福选择民间宗教作为地方社会组织、凝结的关键因素来加以考察，认为宗教是低层的社会系统相互勾连的主要方式之一。
他直接从民间宗教当中来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讲述在民间社会的生活实践中（包括庙会、城隍信仰等，指出庙会游行的路线与范围对于塑造一个地方区域的边界具有重要意义），人们是如何通过隐喻这种方式来模仿帝国的行政、贸易和惩罚体系的。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斯福特意强调：这种模仿不是一模一样的复制，而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有时甚至发生意义的逆转。
具体做法上，王斯福将中国的民间宗教仪式分为三套平行的体系：国家崇拜、民间崇拜、道教崇拜。作者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主要从民间崇拜和道教体系两方面来表述自己对于民间信仰“隐喻”帝国体系的观点。
例如道教中“醮”的仪式，他认为就是对帝国统治秩序的一种挑战。“醮”中要体现整个宇宙的秩序，道士的地位某种程度上甚至高于皇帝，因此道教的仪轨不仅表现、依附、复制帝国的秩序，更是一种秩序的重新创造。以此确立本教的权威。
三、意义
中国虽然有着悠久记录历史的传统，但是更多的是关注帝王将相的故事与王朝的兴衰成败，传统史学对普通民众的日常世界基本上是无视的（就如同史书绝大多数是由男性撰写的，女性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也是近代妇女史、女性主义兴起的原因之一），民间社会被湮没在大一统的政治幻象里，大家所看所学的都是“自上而下”的“大历史”。清末梁启超就曾指出二十四史本质上是帝王的家谱写作，认为历史视角永远倾向于皇家与官方，从来都漠视民间。
近代以来，民间文化、民间信仰、地域历史这种被以往精英文化所贬斥的“小传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正是由无数的地方、无数的“小历史”“小传统”，才最终构成了中国人的整体历史源流和精神世界。
王斯福在《帝国的隐喻》中指出了民间崇拜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完成民间社会的自我构建价值的构建——即通过民间宗教的节庆、庙宇、仪式与血缘关系上的家谱、祠堂、拜祭等方式完成自我与族群的身份确认，最终以此在文化认同上划定出地方崇拜的区域。在这一过程中，也完成了人们对于自身超越现实生活与阶层的“权力”、“归属感”、“社会认可”的心理圆满。
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在民间社会中，寺庙不仅仅是一个信仰之地，庙会集市是地方经济的枢纽，同时也是居民（村民）互相交流议论的公共空间。参加庙会、祭祀活动，是居民确认相互关系、建立身份认同、确立自身权力层级的重要方式。
在近代，民间信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复苏，村镇领导希望通过庙会来凝聚人心、增加政绩。因此各地的寺庙、宗祠不少得到了修复，庙会得到了复兴。但是真正拥有历史底蕴和传承的还是不多见。
读书时，我曾经参加过河北范庄龙牌会、胜芳火神花会等几次庙会活动，在活动中，村里的领导、企业家、村民、学者等彼此呼应，亲眼见识了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文化网络与经济网络、政治礼仪相互勾连，组成了非常特别的中国“现代”传统文化，“帝国的隐喻”在时代变迁中具有了新的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