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六十六回，尤三姐的死，让人慨叹不已。尤氏姐妹，游走于贾琏、贾珍这两位浪荡兄弟之间，以色相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但实际上，姐妹俩都深知这种色相的不可持续性，因而二姐在被贾琏偷娶之后，非常珍惜这一未获完全承认的身份，贤惠持家，而三姐则也渴望嫁给真正的心仪之人柳湘莲，当情缘不成之时，不惜以死抗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尤氏姐妹看重贾氏兄弟的，仅仅是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就人品和秉性来说，尤氏姐妹对贾氏兄弟是漠然，甚至有些鄙夷的。这就好比很多人对于微信上看不惯的客户或者利益相关对象，尽管也时不时会给他的朋友圈点赞或者给予赞许的评论，但在私下场合或者自己家里，却很有可能对其嘲讽、批评甚至怒骂。
《红楼梦》第六十八和六十九回，凤姐对于尤二姐百般算计的这一段，简直就是一部缩微版的宫斗大戏，比之当下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和《步步惊心》，其复杂丰富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抵类似尤二姐这样为情欲所困的女人，会比较注重感性与直觉，在城府和心计方面多有不及，容易遵从欲望的同时，也容易轻信他人，以至于一步一步上了凤姐的圈套，最终殒命。而张华和秋桐，都是这出戏里不可或缺的角色，前者为利，后者为势，都成了凤姐圈套当中的棋子。前有贾瑞，后有尤氏姐妹，纵于情欲之人，在《红楼梦》中的结局都堪称凄惨。因此虽然有很多学者认为，《红楼梦》彰显情欲，倡导自由，但是其倡导的情欲与自由，并非指向对传统礼教与道学的反动，相反却是严格内嵌于传统伦理秩序之中的情欲与自由。《红楼梦》里的社会伦理哲学，本身就是清代中期统治阶层倡导的程朱理学，跟市民、文人阶层中仍然有较大影响力的阳明心学和性情说等思想，互动和交织的产物。
《红楼梦》第七十一回，贾母八十寿辰的宴席次序安排，可以用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差序格局”来形容，但跟费老“差序格局”概念的指向又有明显的区别：第一天是皇亲国戚，第二天是中央和地方上的重臣名将，第三天则是贾府官场上的同僚和亲属堂客。这样的排序，体现的是一种权力结构上的远近，而非一般亲情意义上的亲疏，跟皇帝相关的人员放在首位，而自己的亲属同僚反居其后，是传统宗法社会的必然要求。而随后从初一到初五的家席，也是按照家族父系牵头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尊卑状况来排序的，位尊者优先，而下人奴婢则放在最后。寥寥数行，足可作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文本素材。
《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到一百零七回，贾府的被抄，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是家人作奸犯科，但实际上的深层次原因，则源于贾府的运营模式根本不可持续。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个别成员在官场或商场中的顺风顺水，的确能够带来其所在家族的一时兴旺，然而家族的得势带来的就是家族规模的迅速扩张，这里面既有族人三妻四妾和生活改善后带来的繁衍能力增强，也有与族人生活水准提高相伴的奴仆数量的猛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家族要想持续发展，要么就是拥有极为庞大的实业，要么就是拥有一大批在朝中做官，享受俸禄和权力带来的巨大隐性受益的中坚力量，这也就是古代的名门望族，往往都强调耕读持家的原因。“耕”带来的是持家的基本财富，“读”指向的是维持家族地位的功名权力。反观贾府，之于前者，不注重农耕，反而一味依靠地租和放贷生活，这种放弃实业而执着于资本运作的思路，在农业主导的传统社会里，是严重的舍本逐末；而之于后者，贾家的第三代传人里，多的是浪荡纨绔子弟，就连诸多读者喜欢的宝玉，按照传统伦理来考量，也是一个胸无大志、沉浸于儿女温柔之情的痴者，竟无一人在科举功名上有大的潜质。两方面一综合，都决定了贾府的衰败不可避免。
《红楼梦》第一百十一回和一百十二回，贾府两次遭到有内应的盗贼洗劫和侮辱，绝非偶然。在中国传统大家族当中，自然会有族人和奴婢的分野。维系这种等级秩序的，一是靠儒家礼法的意识形态灌输，一是靠经济利益维系。在贾府因被抄而导致衰败之后，奴婢们所能得到的显性和隐性经济利益明显减少，而违背礼法秩序的违规成本，又因为贾府的势弱而大大降低，在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之下，奴婢们的铤而走险就显得顺理成章。与《红楼梦》里的这些记述形成对应的，是明清鼎革时期，江南地区普遍发生的奴变现象，一方面是改朝换代带来的礼法秩序松动和社会管控弱化，另一方面则是抢劫主人所可以预期的丰厚收益，奴婢们的造反逻辑，跟《红楼梦》的上述内容如出一辙。
全书总评：《红楼梦》的主体内容来源，固然是作者曹雪芹家族生世的浮沉变迁，而这部小说里对情与欲的生动描写，融儒、释、道三家于一体的思想氛围，以及其对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生动描绘，都跟明清时期中国在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近代化转型紧密相关。这样一部融个人生命经历与大时代变迁于一体的皇皇巨著，成为世代流传的文学经典，自然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