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水浒传》中好汉打虎的故事不少，武松在阳谷县打虎、李逵在沂水县杀虎、解珍、解宝在登州猎虎。四个好汉打虎经历各不相同，但打的都是野生老虎，而阳谷、沂水、登州，都位于今天的山东省，让人禁不住心生疑惑：现在的野生老虎几乎绝迹，一千年的宋朝真有这么多野生老虎吗？宋朝为什么“虎患”如此严重？当时的人们又是如何治理“虎患”的呢？
《水浒传》里的打虎故事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各有传奇故事，其中亲手打死过老虎的有四人，包括武松在阳谷县景阳冈打死一只老虎，李逵在沂水县沂岭杀死四只老虎，解珍、解宝在登州猎杀一只老虎。
武松到阳谷县探亲，路过景阳冈，因为喝了十八碗有“三碗不过岗”之称的景阳冈酒，一个人壮着胆子穿越景阳冈，结果遭遇一只猛虎，武松借着酒劲，一人与老虎搏斗，最终赤手空拳打死猛虎。
李逵是到梁山落草为寇后，回家接双目失明的母亲享福，半路时母亲口渴，李逵放下母亲，自己一人去找水，回来后发现母亲被猛虎猎食，悲愤交加之下，李逵爆发了空前战斗力，仅凭一人一刀，便干掉了一条公虎、一条母虎和两条幼虎，给老虎来了个一窝端。
解珍、解宝则是登州专职猎户，受官府雇佣，捕猎为祸一方的老虎。与武松、李逵偶遇老虎不同，弟兄俩拥有对付猛兽的经验，他们设下陷阱埋伏，苦守数日，终于射杀老虎。
宋朝历史上的虎患
真实的历史上，宋朝的野生老虎确实不少。根据史料记载，宋朝野生老虎数量很多，分布地域极广，北宋中后期共有十八路，除京师开封府外，其他十七个路几乎都有分布。
京西路，主要位于开封以西的河南省，分布着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等山脉，老虎数量较多。宋太祖乾德年间，河南三门峡一带老虎出没，时常伤人，赵匡胤派李继宣率兵到此地捕杀老虎，一年之内捕杀老虎二十多只，还生擒两只，献给赵匡胤开眼，当地老虎的数量可见一斑。
京东路，主要覆盖山东省，以低地丘陵、平原为主，但在泰山和鲁西一带仍有野生老虎栖息。宋真宗天禧年间，曾有一名官员在赴任途中，于山东济南附近的黄河一带路遇老虎，不过这只老虎胆子比较小，运送行礼的十几头骆驼齐声鸣叫，就把它吓跑了，还丢下三只幼虎被人抓获。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准备封禅泰山，朝廷闻知泰山地区时常有老虎出没，还专门派人前去驱逐。可见，武松在阳谷县景阳冈、李逵在沂水县沂岭、解珍、解宝在登州杀虎，虽为虚构，在现实中出现也不奇怪。
河东路，主要位于山西省，属太行山区，适合老虎生存，故而老虎众多，甚至成群出没。宋徽宗崇年年间，一名曾在山西任职的官员记录晋城一带老虎众多，“见居民环屋埋巨木，云以拒虎。稍晩虎出, 数十为群，首尾相衔，睥睨庐舍，人畜俱股栗。”老虎给当地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荆湖路，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省，其中荆湖北路的西北部多山，野生老虎时有出没。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十月，湖北江陵“白昼虎入市，伤二人”，老虎毫不惧人，竟然在大白天闯入市场公开伤人，可见胆量之大。宋英宗治平年间，湖北江陵又发生老虎伤人案，“一日，虎入市啮数人，郡大骇”，老虎又在大白天咬伤数人，全城震惊。
福建路，主要覆盖福建省，境内多山，以武夷山脉为主，野生老虎较多，也有入户伤人事件。福建汀州“西山有虎，为暴十余年，后为射者所杀”，老虎能在当地盘踞为害十多年才被捕杀，绝非一只两只。朱熹曾在江西做官，他记载福建建瓯“猛虎白昼群行，道旁居民多为所食”，老虎成群结队，百日伤人，甚至以百姓为食，可见当地虎患严重到了何种地步。
利州路、.梓州路，主要覆盖四川省，利州路境内为秦岭、大巴山脉，形势险恶，野生老虎尤多。史料记载“虎暴尤甚”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朝廷专门派人到四川境内捕杀老虎，竟然在一年之内捕杀老虎近一百头，而当地仍然“虎为害”，足见四川一带虎患的严重。
江西路，主要覆盖江西省，境内多山，野生老虎伤人记载常见于史料。宋仁宗嘉祐年间，江西修水有一个农户上山砍柴被老虎所咬，还好他的女儿是个超级女汉子，竟然“持刀斫虎，卒夺父命” ，硬是从虎口夺人，救下了父亲的性命。
广南路，包括现在的广西、广东，境内山脉众多，常见野生老虎，虎种应为华南虎。尤其是广西钦州等地老虎频繁出没，以至于“村人视虎，犹犬豕尔”，当地居民对老虎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当然，老虎多了，难免出现伤人事件，“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间，时出为人害。”
除了上述诸路，其他如两浙路、淮南路、秦凤路、永兴军路等路分，也有野生老虎出没的记载。可以说，宋朝时从北方到南方，从山林到平原，都有野生老虎生存出没，分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多，现在看来简直令人不可想象，至于老虎伤人事件更在各地屡见不鲜。由于老虎伤人既非天灾，也不是人祸，影响范围有限，故而很多老虎伤人事件并没有被史料记载下来，我们如今看到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宋朝史料称各地“虎患”频繁，是符合当时事实的。
宋朝虎患频繁的原因
宋朝为何老虎数量众多，且虎患频繁？根本而言源自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1、宋朝人口急剧增长，耗费大量资源，破坏大片森林
其实在宋朝以前，我国老虎分布就极其广泛，但老虎为患的事件不像宋朝这样频繁。
宋朝建立后，虽然外战频繁，但内部环境始终比较安定，农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加上统治者实行比较缓和的阶级剥削政策，使得人口增长迅速，宋初时全国人口约3000万，到南宋后期时全国人口已经接近1亿，这在当时是空前的记录。
人口增加必定耗费更多资源，除了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外，增加耕地面积是最有效的手段，宋朝统治者鼓励垦荒，加上为做饭取暖而大量伐薪烧炭，大片森林被砍伐。老虎乃百兽之王，处于食物链最顶端，它的繁衍需要大面积的栖息地，才有足够的猎物数量供应生存，每一条雄虎的生存领地范围约在50平方公里左右，当大片森林被毁后，老虎不断失去栖息地，人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有的老虎猎食人类豢养的猪羊，有的老虎直接攻击人类，不是它们天生嗜杀，而是生存需要。
宋朝以前，广西、广东、湖南、福建等地虽然在中原政权统治之下，但因地处偏远，人口稀少，并未得到充分开发。宋朝相比秦汉隋唐等大一统王朝而言国土面积最小，对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开发力度却是最大，人类居住和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山区，与生活在森林中的老虎发生交集。很多时候，并不是老虎闯入人类生活区域，而是人类生活区域延伸到了原本属于老虎的势力范围。
一开始，人虎之间还能和平相处，但随着人虎生存空间的交集越来越大，人虎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加上宋朝虎产品交易频繁和对老虎的滥捕滥杀，人虎冲突越来越多，也就不可避免了。
宋朝治理虎患的措施
宋朝“虎患”严重，统治者为维护百姓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对”虎患“采取了治理措施。
1、官府组织力量，专门捕杀伤人老虎
普通百姓畏惧虎威，无力对抗老虎，治理“虎患”的任务主要落在官府身上。宋朝官方治理“虎患”以捕杀老虎为主，这其中又包括两个层次的捕杀：
一是对“虎患”严重频繁地区，由朝廷派出专门力量到地方捕虎。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朝廷下诏”遣使诸州捕虎”，派出人马到虎患严重地区捕虎；宋太祖乾德年间，赵匡胤派李继宣率兵到陕州捕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赵光义派张延钧到四川捕虎；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赵光义派兵到广西桂州捕杀老虎，等等。这种措施见效比较明显。
二是对个别老虎出没伤人的地区，由地方州县组织力量捕虎。由于疆域广阔，朝廷不可能全面负责所有地方捕虎事宜，捕虎主力还是各地方州县。猎户捕杀老虎一般采取设陷阱、药箭等方式进行，捕杀难度较大，也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宋神宗熙宁年间，朝廷曾下诏规定州县专门招募打虎人：
“应有虎豹州县，令转运使度山林浅深，招置虎匠，仍无得它役。遇有虎豹害人，即追集捕杀，除官给赏绢外，虎二更支钱五千，豹二千，并以免役剩钱充。”
由此可见，地方州县组织人手捕虎，捕杀老虎可给予捕猎人适当的金钱奖励。《水浒传》里景阳冈有猛虎出没伤人，阳谷知县便下令当乡里正和猎户人等捕捉；解珍、解宝是登州猎户，他们捕杀老虎也是奉登州知州的命令，就是地方州县组织捕虎制度的生动体现。
在捕杀老虎的同时，为防范老虎伤人，地方州县会在老虎出没地张贴公告，提醒过往行人结伴而行，注意安全。《水浒传》里武松在过景阳冈时，便见过当地官府张贴的告示：
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见今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冈；其馀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过冈，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
2、全民动手，自动自发捕虎或防治虎患
老虎伤人是偶然事件，很难提前预防，事后捕杀也难以弥补损失，最好的方式是全民动员，预防虎患。在虎豹出没频繁的地方，当地人对老虎的习性进行了总结，比如老虎害怕荆棘刺条，人们便用荆棘制成篱笆或者挂在墙上，阻挡老虎入户；老虎喜欢夜间出没，人们便选择白天出行，成群结队，以壮声势，这些措施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在预防老虎伤害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
另外，官方鼓励民间自发捕虎，但仅限于侵扰百姓或伤人的老虎，严禁滥捕乱杀，即便专职猎户也不得滥杀老虎，因为宋朝虎制品交易十分猖獗，限制捕杀、保护野生老虎的措施十分必要。
3、求神拜佛，祈求上苍，消弭虎患
我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老虎被视为神兽，是正义与力量的化身，是宗教信仰的崇拜对象，认为老虎执搏挫锐，噬食鬼魅，驱避凶邪，消弭灾祸，所以即便出现老虎伤人事件，也往往被百姓认为是上天惩罚，既是上天惩罚，那想要消弭虎患，就必须依靠上天。
北宋名臣胡则曾在宋太宗年间知浔州（今属广西），当地发现有猛虎出没伤人，百姓无力捕捉，只好跑到城隍庙祭天求神，后来人们在城隍庙内发现一条老虎死尸，更对此法深信不疑。古代广西文化教育落后，人们比较愚昧，这种现象不足为怪，而其他地方也不乏用求神拜佛消弭虎患的做法，就连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有时也不得已采取这种愚昧的方式，反映出人在猛虎面前的无助。
4、道德教化，制作铭文，感化老虎
宋朝以儒治国，提倡道德教化，民间往往存在一种错误认识，觉得猛虎伤人也是挑对象的，那些品德不佳的“坏人”往往容易被猛虎攻击，而老虎也可以使用道德教化的方式进行感化。这种逻辑毫无科学道理，却在宋朝有很大市场，各地不乏用这种方式治理“虎患”的例子。
南宋人杨叔贤曾任湖北荆州知州，为治理当地虎患，模仿唐代韩愈的《祭鳄鱼文》写了一篇《戒虎文》，教化老虎“出境潜游”，后来杨叔贤调任广西郁林，当地又有虎患，他派工匠在老虎洞穴附近刻《戒虎文》，告诫老虎不要伤人，反而被老虎当场咬死两名工匠，令人哭笑不得。
结语
综上所述，宋朝“虎患”严重的根源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剧增，宋朝为治理“虎患”采取了以捕杀为主的一系列措施，但宋朝对老虎的捕杀仅限于伤人的老虎，而严禁民间的滥捕乱杀，体现出当时朴素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后来，老虎的不断减少和怠乎灭绝，并非源自人们对“虎患”的合法治理，而是出于逐利需求进行违法滥杀的结果。这样看来，人类为利益不择手段的欲望，才是真正的“猛虎”。
参考资料：《宋史》、《宋会要辑稿》、《宋代老虎的地理分布》、《论宋代的虎患治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