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红楼梦》的悲剧较之于其他中国文学作品的悲剧尤为震撼呢？那是与《红楼梦》的写法以及曹雪芹的思考深度有着莫大的关系。以思考深度来论，当从《红楼梦》中悲剧的广泛性与必然性来看。《红楼梦》中的悲剧是很广泛的，有家族之悲剧，有个人之悲剧，有爱情之悲剧，还有理想之悲剧。种种悲剧之间相互融合，共同描绘出一幅世态众生相。而从必然性来说，《红楼梦》中的悲剧又是不可逆转的，是必然会发生的。
关于家族之悲剧，常被读者以四大家族的灭亡来概括，此种悲剧也被很多学者阐释为曹雪芹反封建之体现。然而笔者并不这么认为。曹雪芹有补天之思，而这种补天之思中却未免没有补家族之天的想法。在《红楼梦》中也有着浓厚的忏悔意识，而这种忏悔也有着对家族覆灭的悔与痛。如此情景之下，又如何会是为了反封建而描写家族的覆败呢？
在《红楼梦》中覆败的家族有许多，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四大家族，另有甄家、甄士隐家，这些家族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祖宗家业耗尽，而耗尽的根由却又不尽相同。如甄家，是因获罪，而作为贾府的影子，甄家的获罪也就预示着贾府的获罪，两者之间互为映照。在《红楼梦》中，甄家获罪之由并未明写，大略也仅在探春口中透出一二，在小说第七十四回中写道：
“……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
在第七十五回中又借尤氏之口点了一下：“昨日听见你爷说，看邸报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怎么又有人来？”由这些文本中的端倪，我们可以大致进行一下猜测：甄家是因内乱而致外祸，终归是被抄家，同时又被调取进京治罪。这与曹家家族之事有着雷同的地方。在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十二的《内务府奏请将曹頫给曹寅之妻为嗣并补江宁织造折》中有这样一段话：
李煦现在此地，著内务府总管去问李煦，务必在曹荃之诸子中，找到能奉养曹颞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他们弟兄原也不和。倘若使不和者去做其子，反而不好。汝等对此，应详细考察选择。钦此。[1]
通过这段脂批我们可以知道，在曹家的兄弟之中是有矛盾的。
在第二回中有这样一段脂批：
以自古未闻之奇语，故写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书中大调侃寓意处。盖作者实因鹡鸰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闺阁庭帏之传。
其中有“鹡鸰之悲”、“棠棣之威”等语。我们知道这二典均是来自于《诗经》的《棠棣》，鹡鸰、棠棣均是兄弟的代称，并被后世诗文广泛运用。而无论是“悲”，还是“威”，却也点出了兄弟之间的不和睦。
从以上所引的资料合并来进行思考，曹家也有着兄弟不睦之事。但这种不睦是否导致了“自杀自灭”，以现有资料是难以进行判断的，且也不能以贾来证曹，但既然写到了《红楼梦》之中，从素材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经过也不无可能。我们固然无法得知在曹家家事中是否有内乱，但是结局却与此相类，均是被抄家，同时也被押解进京治罪。想来这或是曹雪芹对自己家族事的反馈。在后四十回中，续作者也给予了贾府一个抄家的结局，或者就是因为甄家结局的影响。而甄家之事虽未明写，却也可以从贾家事中来读取一二。
书中明写，在故事开端之时贾府已是末世，这种末世之感是自内而外的。从人员来说是安富尊荣者多而谋划者少；从家族子弟的教育来说有纨绔者多勤奋者少；从经济来说是入项少而事项多。如此种种情由之下，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坐吃山空之局，也就应了“富不过五代”之谶语。
而元春成为妃子，给这个没落的家族注入了一支强心针，使这个富贵已将百载的垂垂老矣之家焕发了活力。于是就形成了元妃省亲时鲜花着锦的场面，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大观园中富贵无忧的生活。然而正如垂老之人的回光返照，这是榨干了潜能的表现。于是就有了贾珍与乌庄主对话中的内容。这种富贵无忧毕竟不是建立在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的。随着元妃的逝去，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的贾府的没落，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这个大趋势之下，贾府中的人们大多数是没有危机意识的，享乐的享乐、荒淫的荒淫、贪婪的更是变得愈发贪婪。争斗之事遍布全府，上到掌家之权，下到厨房蝇头小利，都是如此，颓败已不可免。而贾府的没落可以说是一个世家大族的典型。曹寅经常感叹的“树倒猢狲散”，是他的所见所思，世间自无永久富贵之家，循环往复之间的起起落落造成了一幕幕的悲喜剧，笔者曾作“石与玉”之辨析，其中作了一个小的探佚，将甄宝玉与贾雨村相对比，也可为此循环往复作一佐证。而放置到一个家族来说，没落则成了必然，而悲剧自是恒久的。
如果说贾府之败是因为贾府之恶所造成的，没有恶是否就不会败落呢？曹雪芹也在小说中给予了思考。在这里我们需要着重提一下甄士隐家。甄士隐是一个乐善好施又秉性恬淡的人物，书中称之为神仙一流人品，自可见曹雪芹对这类人的推崇。俗语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甄士隐家自然是标准的积善之家了，然而他的家里又经历了什么呢？天灾、人祸！而这个天灾与人祸却是冠之以风俗之名，可见并非罕见，而是常态。积善之家未必有余庆，这就是曹雪芹的认知了。家族的败落不必是子孙的不孝与荒淫，小气候并不能左右大环境，在当时的时代之下败落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曹雪芹对家族败亡的认知，也是曹雪芹对社会对历史的总结。
如果说家族的悲剧是一个大的悲剧，而这个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个大悲剧之下还笼罩着许许多多的小悲剧。
在《红楼梦》中，无悲剧之人物似乎很少。我们曾对“金陵十二钗”的人生之思中曾将这些美丽女子们划分了类别，分别去考察了她们的人生之路，然而终归都是悲剧。在曹雪芹的探索之中，这些人物无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在社会规律面前都是被动的、无力的。《红楼梦》中不仅仅只有这些悲剧，而笔者在这里却也是不用赘述的，熟读《红楼梦》的人自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红楼梦》的六十三回之后，读来总有凄凉之感，正如乌云压顶，又如大厦将倾，随着宗祠中传来的那一声叹息，悲剧也即将上演。而随之被毁灭的，是无数的美好：美好的理想，美好的青春，美好的人。
在《红楼梦》中尤为震撼的是爱情的悲剧。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谈关于“真情”的问题，仅就悲剧之形成加以分析。
曹雪芹对宝黛的爱情悲剧是加以了精心设计的。曹雪芹在这里设置了“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冲突。“金玉”之说指向了宝玉与宝钗，而“木石”之说指向了宝玉与黛玉。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书中第三十六回中加以的集中体现：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薛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宝钗就是一个小人、一个阴谋者。虽然在许多人的解读中都将宝钗的金锁理解成薛姨妈的伪造，借和尚道士之说来笼络宝玉，此种解读阴谋论的成分太大，如果《红楼梦》的悲剧是阴谋之结果，那么《红楼梦》的伟大自然是大打折扣的。
在《红楼梦》中给予宝钗的定位是“高士”，出现在小说第五回中的《终身误》里：“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在第六十三回中，群芳开业宴占花签时，宝钗抽到的是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字样。这些地方都给予了宝钗高度的评价。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对于宝钗的阅读接受大多是以小人为主，且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解释：如在清代认为宝钗是伪君子、是礼教的叛逆者，在民国时期则成为思想上的落后者，在现代大多的认知中薛宝钗又成了礼教的追随者。在任何的主流价值评价中，薛宝钗都是站在对立面上的。究其原因却是因为薛宝钗是林黛玉的敌体，是金玉的代表者。然而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的，如果薛宝钗是一个黄毛丫头，那么林黛玉自然也高不起来。小说里也每每钗黛并提，如第五回的判词中的同处一个判词之中，又如在大观园的诗社之中的轮番夺冠，这些都是曹雪芹的故意，使二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
然而在“金玉”与“木石”之间并非是没有主次的。“木石前盟”的存在是神话的先验，在木石前盟的神话中是突出了绛珠仙子的还泪，而将薛宝钗的前身归之于“多少风流冤家”之中了，实际上在神话之中是主次分明的。脂批作者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馀不及一人者，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
笔者虽不认同此句话，但显然脂批作者也是认为以“木石”为曹雪芹之坚持的。“木石”的属性是宝黛的本性与执着，而“金玉”则是世俗的属性，是世俗之期待。于是就形成了世俗期待与本性和执着之间的冲突。林黛玉是小性的，是柔弱的，有着痴病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个性——“目下无尘”，这种性格固然是读者所喜欢的，因为她代表着的是真与纯，而放置于贾府众人的眼中，这无疑不是贾府中的宝贝贾宝玉的良配，这其中当然也有林黛玉家族的原因：父母双亡，枝叶不茂。而与之相反，薛宝钗在众人的眼中同样是美丽的，但又比林黛玉浑厚的多，且从家族一面来看更合适成为贾宝玉的良姻。于是在贾府众人中就有了选择。然而在主人公贾宝玉这里却又是另一个理解方式：一方面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爱情基础是心灵的契合；一方面贾宝玉与薛宝钗之间又寄托了众人的世俗期待。在个体坚持与众人期待之间的矛盾，就使得宝黛的爱情是处于众人的对立面上，是不被社会所允许的。如此境况之下的爱情得不到家族的支持，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单纯的心灵之爱就成为了悲剧。曹雪芹设置的“木石”与“金玉”之对立，就体现了这种矛盾。
在《红楼梦》开篇即批判了通常的“悲剧”模式，即“旁出一小人拨乱其间”。因“小人”形成的悲剧，自然也是悲剧之一种，然而此种悲剧是可以用道德来进行批判的，尚不具备悲剧的深沉与厚重。毕竟“小人”本身就是坏的，因坏人而形成悲剧就使得悲剧成为理所当然，是难以发人深省的，能让人反思的或者只是让大家防范小人。而《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则摆脱开了这一点，从价值观的碰撞入手，从心灵的契合入手，使得《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更加发人深省。
在论述《红楼梦》的写法上，鲁迅先生的论说一直常被人来引用，其中最著名的两段为：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2]
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正因写实，专成新鲜。[3]
在这两条中，鲁迅先生实际说的都是一个问题，就是《红楼梦》是写实的。当然这种写实与写史是要区分开的：史代表的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而写实是忠实的描摹世态，是对世态的观察与提炼。两者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小说之中可以有真实的故事，但更多是根据作者的观感与思考，进而用艺术的方式来进行的创作，故而写史与写实是不能等同的。鲁迅先生的“如实描写”一语也并非是“如史描述”。
实际上，在学者的阐释中《红楼梦》的“写实”是共识，当然这要排除红学索隐家们的论述。
那么《红楼梦》中的“实”又在哪里呢？
从创作来说，人物的行为来自于人物的内心认知，这种认知又受限于人物所受教育及生活经历等等，没有脱离了环境的人，也不会有脱离了人而存在的事。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是要符合人的内心的。由人而生事，由人的价值观、思想而生事，这是《红楼梦》在创作上的一大突破。这就使得《红楼梦》中的人成了真人，《红楼梦》中的事成了真事。我们曾提到《红楼梦》是一个小社会的典型化，也正是由此而来。而且无论是对人情的描摹，还是对世间规律的描摹，《红楼梦》都是写实的。此处不再赘述。
反过头，我们再来考虑《红楼梦》中的悲剧来源就比较明确了。《红楼梦》中写到了许多的悲剧，这些悲剧都是曹雪芹所着力创作出来的，而之所以是悲剧，却是与曹雪芹对社会的认知有关。在曹雪芹的认知中，没有长盛不衰的家族，故而家族悲剧是理所当然的；没有恒久的美丽，青春的逝去也是悲剧；心灵之爱不被世俗所接受，也形成了爱情的悲剧。这种种悲剧的形成，是基于世俗的规律，《红楼梦》是写实的，经过了曹雪芹的思考之后，现实是悲剧，所以《红楼梦》就是悲剧。《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也可以视为曹雪芹的思考过程。
注释：
[1]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0至11页。
[2]蔡元培、王国维、鲁迅著《红楼四大家》，东方出版社2014年出版，第97页。
[3]上海师范大学编，《鲁迅论中国文学遗产》，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