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作家颜歌携新书《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来到重庆方所，和读者分享写作故事，她将书中运用的方言韵律，视为同文字有限表达博弈的一种方式。30岁的颜歌，不再介意一度异常反感80后作家的标签，认为新一代作家和写作的关系更加轻松：“写作更加多元，不是说文学就要停留在厚重那儿，要拿得起放得下，这种放得下是整体中国往前走的一个表现。”
写国外的生活是一种浪费
重庆青年报：《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五个短篇的先后顺序怎么考虑的?
颜歌：《白马》是最早写的，放在最前面。《奥数班1995》和我下一部长篇相关，放到最后。《江西巷里的唐宝珍》故事最长，放在后面比较拖，就放在第二。我个人最喜欢《三一茶会》，放中间。
《三一茶会》是一个讲老人的故事，我想写老人的故事想了很久，但真正下定决心写和我爷爷有关。爷爷去世后我特别想念他，总觉得走在街上一些老头长得很像我爷爷，所以就决定写这个作品。《照妖镜》就排在它后面。
重庆青年报：《奥数班1995》和下一部小说有关联，您喜欢做这种铺垫?
颜歌：我对写平乐镇(以四川郫县郫筒镇为原型虚构的川西小镇)是有规划的。
除《白马》外，书里的其他四个故事都和我要写的长篇有关系，有的关系比较远，有的比较近，比如《奥数班1995》是故事连接的关系。我写长篇喜欢先做底，这些短篇就是我做的底。我在成都和阿来交流的时候他说他喜欢搭台子，这和我做底是一个意思。我以前都在写长篇，写完后有种呕心沥血的感觉，中间要隔一段时间再写长篇，所以想着在这期间写一些短篇，顺便给自己的下一个长篇做底。
重庆青年报：您还在报纸写“乡镇事”专栏，平乐镇这个“大饼”可挖掘的空间还大吗?
颜歌：专栏里写的东西也是我下一部小说的一部分，我坚决不浪费任何一个故事。当时编辑和我商量，要么写我在国外的生活，要么写小镇上的事情。从我的角度来说，写国外的生活是一种浪费，觉得写了没什么用，所以还是决定写乡镇。
不管是一个小镇，还是权利的游戏等大构架，在文学的维度，它的空间维度应该是相等的。如果你停止挖掘就算完，如果还想继续写下去就没完。
前两天我说了一个比喻，说写小说就是从A点走到B点，伟大的作家可以在两点之间走上100年，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乔伊斯写《尤利西斯》，一天的时间写了那么多内容，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小，但他在里面挖掘的时候可以无限地爆炸出来。
所以能走多远和一个镇子、或什么样的容积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作家挖掘它的方式是什么，或者你是一个以什么方式写作的作家。
这个问题也有明确答案，因为我早就计划着要写平乐镇的东西南北四条街，接下来我会再创作一个写东街的长篇，写完东街以后我就不会继续写了，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后，再来写北街。
广泛传播的都是简单粗暴的
重庆青年报：《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封底上写着：“这是她所虚构的‘平乐镇’，也是我们所有人关于社会剧烈变迁的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中国，一份亲密的、集体式的青春记忆。”您怎么看待集体式的青春记忆这个说法?
颜歌：这句话是编辑写的，我觉得还挺好。现在，集体的东西变少了，换句话说，是每个人的独立性得到了更好的强调。
如果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接受的东西相对单一，集体的东西更多。书的扉页上写了送给三个人，这三个人是和我一起长大的表姐，送给她们就是想送给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编辑就根据书的内容概括成集体记忆。
重庆青年报：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迎合集体情绪?
颜歌：作为小说家，我是不会去说封底那段话的，因为它们是利于传播的简单粗暴的东西。书的内容是我的作品，印刷出来的是一个商品，不能说它的做法是不对的。
这是挺悲哀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被广泛传播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80后作家才出来的时候，有人说颜歌你怎么这么低调，其实不是我低调，而是我写的东西比较复杂，不能用叛逆、青春忧伤等词来概括，外界不知道怎么来描述，就说我是个低调或写得好的人，但好不是一个可以被传播的符号化概念。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在抱怨，只是说为达到传播的目的，做法就变得简单粗暴。
写作和新一代作家的关系更轻松
重庆青年报：这是您首次写短篇小说集，您觉得长篇和短篇在写作难度上有差别吗?
颜歌：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用英语说是novel和story，是两个东西。中文把它们都落在小说上，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东西的两个种类，但它们是两个东西。虽然都是在讲故事，但构架，骨骼、质感完全不一样。它们没有高低之分，区别只在于，有的人适合写长篇，有的人适合写短篇，也有极少数人两种都擅长。
虽然由于电子书的原因，写短篇能够给作家带来现实的利益，但这个利益毕竟很少。我们深受前苏联文学理论影响，习惯以长篇来衡量作家，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削尖了脑袋想写长篇。好的短篇像个钉子，砸进去，有点像扎针灸，能把你扎疼了。有些擅长写短篇，不适合写长篇的人，硬要去写长篇，我觉得这是一件挺遗憾的事。
重庆青年报：您曾想写个巨著来证明自己的成熟，写巨著算是文学野心吗?巨著是什么概念?
颜歌：巨著是体量大的、史诗性的小说。巨著这个词挺逗，它是中国文坛里长篇小说以外的一个名词。我们上一代作家或上上一代作家，很少有人能摆脱这个词，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刚脱离贫困线不久，他们心里特别悲苦，写作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就是安身立命成家。
我们新一代的作家，其实都挺有安全感的，写作和我们的关系变得更轻松，写作更加多元，有人愿意去写特别小的东西、新的东西、自我的东西。
老一辈的人看了会说，你们这一代怎么这样啊，你们的厚重在哪?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不是说文学就要停留在厚重那儿，要开得起玩笑，拿得起放得下，这种放得下是整体中国往前走的一个表现。
更多束缚来自多样的人物
重庆青年报：做减法是许多年轻创作者聊得较多的话题，您做减法的感受是什么?
颜歌：每个作者进入创作的最初阶段时，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叙事，带来的东西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新鲜的。所以大部分作者在刚进入创作领域时会有一个爆炸性的影响，而且在那个时候是很有激情的，不会去评估自己的能力，也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做得越久，我对自己能力的评估越清楚。
我写作的时候挺感性，写完之后很冷静，更多时候还是一个研究者的状态，所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弱点和优点，知道怎么扬长避短，怎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把工作做好，又让我的写作能力、写作状态有所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搞清楚某件事情我能不能做，做不到就不要做，在能做到的时候提一些要求，让自己努力达到这个要求。这可能是做减法的方式。
重庆青年报：减去一些后，现在还有什么东西在束缚写作吗?
颜歌：我以前是个很爱给自己设套的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庆祥老师说我是一个在智力上有优越感的人，喜欢在作品里设置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所谓的形式。
在《我们家》之前，我的小说里都有一个图形。比如《五月女王》里有个五芒星图形，五个人物分成三个人一组，这三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之间互相有联系，另外两个人之间没有联系，出现三对这样的关系之后，就是一个五芒星图形。
这种无聊的设置和读者无关，我就是喜欢玩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对我的束缚。到我长大写作《我们家》的时候，就不做这种自认为聪明的事情了。
现在对我来说更多的束缚在于人物，要选择更多样的人物。之前的作品，比如《声音乐团》和《五月女王》里的人物，都和颜歌的关系很近。
《我们家》以及《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面的人物距离我能看到的、感受到的越来越远，所以这些人物是我的束缚，这是对我的一个挑战，它也满足了动脑筋的需求，所以我放弃了之前形式上的一些东西。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倪欢 图/摄影记者 龙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