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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话剧导演李伯男不要埋怨观众

11月底,导演李伯男与重庆市话剧团联合推出三部“重庆都市话剧”。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剩女郎》、《嫁给经济适用男》、《隐婚男女》等一系列都市情感话剧之后,李伯男在这三部剧中继续关注都市人面临的社会、家庭与情感问题。在谈到重庆话剧市场现状时,李伯男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这个城市有很大的空间来容纳戏剧文化的各种可能。”

我的原创话剧都成了大IP

重庆青年报:您的话剧都将目光投注在都市里,甚至将《步步惊心》定义为古代都市剧,您对都市有一种特殊的偏执?

李伯男:对,因为我觉得戏剧文化不同于传统的戏曲文化,戏曲文化是民间的艺术,是乡村的艺术,但话剧是城市的艺术,是都市的艺术,它最终可能会走向更深远的天地,但是它一定是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都市是戏剧的根。所以对都市中观众的培养是第一位的。看一个都市的文化要看它的书店和剧场。经济水平再高,没有常态化的戏剧存在都是可怕的,文化消费绝不能只有娱乐,还要有灵魂的存在,剧场是人们寻找心灵归宿的去处。

重庆青年报:您的作品大多紧跟社会、影视热点?

李伯男:我的作品会比较关注社会,当时“剩女”、“经济适用男”和“隐婚男女”这些极具话题性的题材都是我最早开掘到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前瞻性不是跟热点,而是发现生活中的时代精神然后制造热点。现在所谓的IP概念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我所做的原创话剧后来都是大IP,我的戏多年前就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变成图书出版等。

舞台剧绝不能跟着影视做,要反过来的,我也做过影视改编的事儿,但是只做过一次,也算是最早做的IP戏剧吧,我与何念的舞台剧《步步惊心》当时是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戏,当然里面注入了我们的一些独立表达。后来我就决定不再做这样的事儿,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表达并不纯粹,可能商业诉求更强烈一些。当然我并不反对这样,别人可以去做。所以第一个做了这种IP戏剧之后呢,我就没有做了。

相反我的原创作品占了我作品的绝大多数,里面有我自己对生活的追问,有自己生命的体验,有对生命的独特领悟和自由表达。将来回首往事,我的戏剧就是我的生命档案,同时也连接了那么多其他的生命,我的合作者,我的演员,我的角色,我的观众……

做话剧比做电影孤独

重庆青年报:怎么看演员和导演在一部剧中所起的作用?

李伯男:演员是舞台剧的中心,演员可以成就一个戏,也可以毁灭一个戏,所以演员非常重要,好的演员可以通过角色将自己的魅力传达给观众,让观众不仅看到角色,也看到演员自己,我每次都期待与优秀的演员合作,好的演员可以成就导演,差的演员也可能出卖导演。导演在一个作品中应该是个灵魂,比管理团队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伙伴相信,你们做的事情是对观众负责的。当然导演也会有副作用,比如毁掉好的剧本和演员,很可怕。

重庆青年报:很多剧场导演都对票房问题感到苦恼,作为作品最卖座的剧场导演之一,您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李伯男:有人说话剧跟电影相比,一个是小众的,一个是大众的,受众的面积和需求都不一样。其实我一向认为舞台剧应该是一种要逐渐走向大众的艺术,它不应该孤芳自赏,自我关闭把戏剧变成一个小众的艺术门类,它应该是能被大众接受的,但我所说的被大众接受不是主旋律戏剧所呐喊的为人民创作,人民和大众是同样的受众但概念不同。

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剧场用戏剧的方式认识人生是我的戏剧观。戏剧的健康生态应该是多元化的,有精英的纯粹探索也要有世俗的诚恳表达,高品质的戏剧都可以把戏剧生活变为时尚。不过电影要计算票房,剧场却不能为票房而做,好的票房只是个美好的结果而不能是终极的目的。电影不一定都有成功的票房,舞台剧也不一定没有可观的票房。

但由于戏剧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使命,所以市场化戏剧不可以和商业电影一样唯金钱论。

电影艺术工作者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很风光,电影的发展观吻合我们时代的表层追求,但是戏剧人对戏剧事业的

担当是为了建立一个民族的精神品格和内在信仰。有人说庸众选择低俗,埋怨观众只会吃粗粮,其实没有必要,我们要有耐心和观众一起成长,有信心把观众培养成高级观众。

在这个时代戏剧创作者会有一种孤独感,这种困扰我也曾经有过,也有过抉择,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坚守舞台,因为舞台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依托,我排的是人生的戏剧,我的人生是戏剧的人生。

重庆青年报:开心麻花由剧场走向大银幕,并取得了成功,您有往大银幕转的打算吗?

李伯男:有过很多人请我拍电影,五年前《隐婚男女》的电影版被别的导演拍摄,结果令我痛心,就好像我的孩子被带走了然后又被毁容,我希望我以后自己来装扮我的孩子。现在有更多的人请我拍电影,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想可能会以玩票的心态进入一下电影界,因为我会始终如一地坚守舞台,对我而言,舞台剧就像老婆,电影只是情人。

戏剧市场需要垦荒的决心

重庆青年报:为什么想到把工作室落户重庆呢?

李伯男:重庆有我在全国的第六家工作室,我非常喜欢重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有很大的空间来容纳戏剧文化的各种可能。它是国际化的大都市,是西南的重镇,又是中国戏剧走向成熟的福地。抗战时期,中国顶级的戏剧家都集中在重庆,那个时候中国戏剧非常辉煌,那个时候的重庆就是中国戏剧的桥头堡。《北京人》、《风雪夜归人》、《清宫外史》都是在这里首演的,所以无论是抚今还是追昔,都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一个城市,这就是我选择重庆的原因。

重庆青年报:您的工作室落户重庆是单独设立还是与当地剧团合作?

李伯男:是与重庆市话剧团联合设立,这是重庆市话剧团第一个对外联建的工作室,也是重庆文艺界第一个以这样的方式落地“外籍”艺术家的工作室。

重庆市话剧团有自己的团队,我们工作室可以借助重庆市话剧团的戏剧人才、创作力量等有效资源,然后不间断地推出我们的新作品,重庆市话剧团负责每部剧的资金投入,但是也不排除与其他资源共同合作。

重庆青年报:与北京、上海等地相比,重庆对于戏剧文化的接受度与认可度上有没有不同?

李伯男:北京和上海是戏剧文化最繁荣的地方,也是戏剧市场相对比较稳定和逐步走向成熟的地方,相比而言,其他城市肯定是有它的问题,问题当然是来自多方面,不论是从剧场的数量,观众的基数,戏剧创作生产力,创作产品的实际价值都有很大差距,要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时间,也需要“垦荒”的决心。我在这些地方设立工作室也就是为了让这些城市能有戏剧存在,最终让戏剧变成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到的,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冷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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