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从历史和政治角度说这件事”，12月13日，带着新书《诺拉·韦伯斯特》来到重庆方所书店的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在谈论爱尔兰的移民潮时不断停下话题，强调这样一句话。托宾出身于革命家庭，却迷上了专注于内心的亨利·詹姆斯，于是小说风格也由对戏剧情节的构筑转向往人心深处不断挖掘。在被问及为何喜欢着墨于内心的迷失与孤独时，托宾告诉重庆青年报记者：“因为那才是真正充满戏剧张力的地方。”
科尔姆·托宾：
爱尔兰作家，著有《南方》、《大师》、《布鲁克林》、《诺拉·韦伯斯特》、《空荡荡的家》、《母与子》、《玛利亚的自白》等作品。曾凭借《大师》获2006年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法国最佳外国小说奖，《布鲁克林》获科斯塔年度小说奖。
小镇到处都是窥视窗口
重庆青年报：对大多数作家而言，童年记忆都是他们的原乡，总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回到其中。您的阅历非常丰富，童年记忆是否还能在写作中占据重要位置?
托宾：实际上，我的大部分小说都来源于我的童年记忆，比如我12岁那年听到一个爱尔兰姑娘的事情，那时候我的父亲刚去世，我居住的那个小镇上的一位老妇人来我家拜访，她不断地提起她的女儿去了布鲁克林，老妇人走后，剩下的人开始谈论起她女儿的趣事，说她在美国偷偷与一个男人结婚，回到爱尔兰后不敢把事情告诉家人。我把这个听来的故事写进了小说《诺拉·韦伯斯特》中，又将它扩展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写成了长篇小说《布鲁克林》。
当你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听到的、观察到的，你很有可能一辈子都记住，并不是说显性的记在自己记忆的表层，而是很有可能潜伏在你的记忆深处，当你想要写一本书的时候，你再去探访它，它就会出来。
重庆青年报：许多作家都喜欢为自己的小说设定一个“故乡”，比如莫言笔下的高密乡，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郡。您的小说经常发生在一个小镇上，这个小镇有什么特点?
托宾：我出生于爱尔兰东南部的一个小镇上，这个小镇就是我小说的故乡。这个小镇是一个人们互相认识，关系很亲密的社会。人们经常会聚在一起讲镇上奇奇怪怪的八卦。对我这样一个12岁的男孩子来说，这种八卦类谈话非常有趣，我就坐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听他们讲，然后听到了镇上的人、事，各种各样好玩的故事，同时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心里所想的和嘴上所说的经常不一样。
我记得当时我们镇上有一件大事儿，1968年的时候，突然之间染发变得流行起来，一时之间，镇上所有灰头发的女士都去了理发店，然后把头发染成金色、蓝色、棕色、黑色等，这件事是当年人人都在谈论的一件大事。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知道他的邻居做了什么，这已经成为镇上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换言之，你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窥视的窗口的环境中，到处都有人在窥视着你。
迷失与孤独充满戏剧张力
重庆青年报：宗教仪式或者对宗教的探讨时常延伸到西方作家的文本中，这在您的作品中非常少见，以《玛利亚的自白》为例，与宗教相比，您似乎更关注人的心声?
托宾：我所生活的爱尔兰共和国主要信仰天主教，1960年代，我们在学校每天早上都要做弥撒，每天下午都要做祷告，有时候甚至在上每一堂课之前都要做祷告。天主教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镇上最富丽堂皇的建筑都是天主教的教堂，所以天主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在爱尔兰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我现在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天主教教徒，但儿时所受的天主教影响一直渗透在我的血液里，不管后来我去到哪里，做了什么事情，小时候不断重复过的宗教祷文都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我后来的写作和思考方式。
基督教的经典主要是四部福音书，耶稣在这四部书中完成了自己的一生，从受难到死亡。他的母亲玛利亚会在这些经典中被提到，但是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尤其是没有发出过自己的声音。除了在耶稣的童年自己说过一两次话之外，其他时候她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沉默的角色。
但是像爱尔兰、波兰、墨西哥这样经历过贫困和苦难的国家，圣母玛利亚这个形象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因为人们认为她是一个了解人类苦难和悲痛的角色，她被我们奉为天堂之母。关于圣母玛利亚从来就没有自己发声这个事实有一天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我就在想，如果我写一部文本，在这当中圣母玛利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然后我就把一个非常具有宗教意味的故事写成了一部更加具有人的触角、视觉的文本，把其中关于宗教的部分抽离出来，纯粹地描写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事情，我是从一位年迈的母亲的眼睛去看、她的耳朵去听、她的心去感受，我要为她的声音找到一个频道。
重庆青年报：异乡人是您的小说关注最多的一个群体，这与您本身作为异乡人的身份相关还是这个群体的某种特质吸引着您?
托宾：我在写《诺拉·韦伯斯特》的中途停笔，去德克萨斯教了一个学期的书。爱尔兰与德克萨斯非常不同，爱尔兰是一个很小的岛屿，也有很多的山，德克萨斯一马平川，远离海岸，我到那里之后发现自己非常地思念家乡，想回到自己的国家，虽然德克萨斯天气很好，我教的学生也很好，但我还是想回到自己长大的房子里去。
从1840年代开始，爱尔兰的穷人就开始离开自己的国家，移民到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所以在北美的很多城市，除了唐人街之外，其实也有很多爱尔兰人的社群。从那个时代到现在，每一个家庭都“丢失”过自己的家庭成员，所谓“丢失”指的是去国离乡。这些人偶尔也会返乡看望家人，但不论是在他乡还是在故乡，他们都是异乡人。
在美国有这么多爱尔兰裔人居住这件事非常地触动我，我就开始想象，如果我永远离开爱尔兰，住在异国他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尤其是如果我身无分文来到美国，必须要开始一份新的工作，我意识到这就是我之后的人生轨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知道我永远都不能回到长大的那个房子里，永远都不能再看到自己熟知的那个事物，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人。在最初的一年半年之中，我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并不是说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不是从社会观察员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只是关注一个人的迷失和孤独，然后写出它们的戏剧张力。这是小说家应该关注的，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只是写一个人的故事，就好像画家画一幅人物肖像，重要的是这个人和这个人的内心。
小说是为读者创造角色
重庆青年报：《大师》这部作品不好定义，似乎可以称为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是什么促使您用这种方式来描绘美国文学家亨利·詹姆斯的一生?
托宾：我年轻时候读到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个女人的画像》，被小说的风格和结构，以及书中层层幽微的秘密和一步步揭示的过程深深吸引，而作者对女主人公丰富内心的刻画更是让我着迷，所以我的风格也深受亨利·詹姆斯的影响。
于是后来想到写一部致敬之作，詹姆斯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遥远的作家，他是美国人，我是爱尔兰人。他生活在19世纪，而我写作这部小说是在20、21世纪。
这部小说的写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的想象，当然我也用了很多来自生活的实际的材料，比如说他的通信、日记和作品，这些资料简直浩如烟海，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我读来是相当乏味的。
我不是要给亨利·詹姆斯写一部传记，而是要透过这非常厚的资料去寻找一种感情，通过这种感情来把握人物的内心，最终写出我心目中的亨利·詹姆斯来，小说作者的工作就是为读者创造出一个角色来。
重庆青年报：专注于再现沉默、隐忍人物丰富的内心戏是否意味着您的小说创作更多地建筑在想象而非生活之上?
托宾：实际上在写作过程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想象的，同样也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生活，写作是两者的融合，现实生活经验和想象力的融合。但是不管怎么想象，你的写作都是有一个原型的，一切的想象都是基于这个原型的。
比如《诺拉·韦伯斯特》，我在其中所描写的房间，房间内的陈设，所有人讲话的声音，都是我成长过程中亲身经历的，这些声音是我母亲、姑妈、兄弟姐妹的声音，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把这些来源于生活的材料用想象加以增添、删减或改头换面，然后用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冷传梅
图/摄影记者 龙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