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玉器具有典型的地域和时代风格，开创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史上的鼎盛阶段，由此使西辽河上游地区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并列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雕琢和使用玉器中心之一。有“中华第一龙”之称的中华C型玉龙则是红山文化玉器群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类之一，目前所知能够确认出土地点的两件红山文化玉龙——C型碧玉龙与C型黄玉龙均出土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境内，被认为是中国龙的最早起源之一，由于两件玉龙均非科学考古发掘所获，对其文物性质和年代的认定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日前，来自两岸三地近百名专家学者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发布了关于红山C型玉龙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也意味着关于这两条龙的种种争议暂时告一段落。
黄玉龙的故事令人拍案称奇两条龙的出土地基本确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刘国祥研究员告诉记者，“在考古学家看来，龙的问题无小事，经过2年多的不懈努力，我们最终搞清了两条龙的来龙去脉。”中华C型黄玉龙的出土时间为1949年春季，出土地点为翁牛特旗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自然村。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C型碧玉龙的发现时间为1971年8月，其出土地点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的赛沁塔拉村，是当地村民张凤祥在挖植树用的鱼鳞坑时发现的。
据介绍，有“中华第一龙”之称的C形碧玉龙1973年由张凤祥上交到了当地的文物馆，但大家对于它的认识还很粗浅。直到1984年，辽宁省的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古墓，发现了红山文化时期精美的玉猪龙。这一消息使文化馆的负责人贾鸿恩想起了碧玉龙。经过请教专家确认碧玉龙也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文物》1984年第6期首次发表了贾鸿恩关于碧玉龙的资料，同期还发表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守道先生撰写的文章，两人均提出碧玉龙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其距今年代不晚于五千年。这条龙当时被认为是“最具龙形”的龙，后来就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并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不过目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玉龙属于距今4000余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类型。翁牛特旗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对出土碧玉龙的赛沁塔拉村进行考古，采集到大量的红山文化泥质红陶片和施压印之字纹的夹砂灰褐陶片，在开展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这里还采集到红山文化时期的一件残石耜，但并未采集到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关的遗物，由此可以断定，该遗址应为一处内涵比较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
关于黄玉龙的资料首次发表在《中国文物报》1988年4月8日头版头条，文章题目为《内蒙古又发现一件新石器时代玉龙》。由于这是一件征集到的文物，因此关于黄玉龙的准确出土时间与地点一直有各种说法。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队联合翁牛特旗博物馆于2008年初立项并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调查活动之中，开始田野考察和民间访问，在这次研讨会上，专家也给出了最准确的说法——
1949年春季，翁牛特旗乌丹镇新地村村民马忠信在东拐棒开垦荒地时发现了黄玉龙，但一直不知何物存在家中。1978年春，为了给母亲治病，马忠信的儿子委托同村村民卖给了生意人李井荣，1987年李井荣的一个亲戚看到黄玉龙后认为与碧玉龙相似，可能是一件珍贵文物，遂找到翁牛特旗博物馆馆长贾鸿恩先生请教。贾馆长再次带着黄龙到了北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先生和刘观民先生过目，两位先生看过后，共同认定这也是一件国宝，重要性并不亚于碧玉龙。后经国家文物部门鉴定，黄玉龙也为国家一级文物，现保存在翁牛特旗博物馆。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的教授邓聪公布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认为在内蒙古翁牛特旗发现的中华C型黄玉龙是红山玉器工艺最精湛的代表，从颜色的选择来看，与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玉传统中的黄绿色一脉相承，也是中国及东亚玉器中最受推崇的颜色，比之前的碧玉龙更为高级。黄玉龙与其他红山文化的玉器在用玉相玉加工技术、玉器精神世界等各方面均甚吻合，是红山文化的玉器绝无疑问。
C型玉龙体现的可能是动物崇拜
中国目前只发现了两条C型玉龙，而且都出现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镇，在考古学家眼里意味着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志军研究员认为，两条龙的出土地周围分布着40多处红山文化时期遗址，充分说明翁牛特旗处于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翁牛特旗应该处于早中期。所以两条龙的年代下限不晚于距今5500年。越来越多的植物考古证明，红山文化的早中期农业并不是很发达，也没有占到主导地位，狩猎和渔猎并存，这两条龙的出现说明早起龙并不一定源于对自然神的崇拜，而有可能还是那时的动物崇拜，如野猪、麋鹿。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院长田光林认为，近些年考古所发现的龙的遗迹很多，只有红山文化的C型玉龙与中国甲骨文中的龙字最相似。这种兽首、蛇躯、蜷体的造型形态是中国龙标准的形态，这也再次说明红山文化在创建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奠基性作用。从红山文化人们加工的精美玉器来看，这里的人们经济基础坚实稳定，但红山文化时期虽然耕而食织而衣的农业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发现了渔猎经济的人们使用的主要生产生活工具，发现了猪骨、鹿骨等驯养动物骨骼等，渔猎和狩猎都有一定的地位。
邓聪认为，C型玉龙的造型特征与牛河梁的玦形玉猪龙明显有别，应该看成是红山文化另一中心地区的神器代表。在中华文明起源特别是玉器的考察上，红山文化出现的玉礼器具有规范性与等级性的关键角色。红山玉器表面大部分位置都被可以打磨光滑，加工精益求精，对我们复原起制作流程相当不利，特别是我们并未发现玉器的作坊遗址，但通过分析C型玉龙依然可以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如古代人对于玉料十分珍惜，愈是大型玉器社会价值愈大的意识相当流行。
“从考古来看，早期玉龙与晚期玉龙的造型有明显的变化，红山时期也许处于最重要的转折期。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西辽河上游地区进入早期青铜器时代，金属器出现，彩绘陶器作为礼器盛行，农业经济占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惟玉为礼’‘惟玉为葬’的传统被彻底颠覆，玉器的制作工艺也一落千丈。”刘国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