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汉口的蓬勃向上相对比，襄阳的地位则是一降再降……襄阳传统政治经济范围也被分割……在以行政为主导的古代，行政地位的下降是很严重的打击，襄阳已经沦为了一个地方城市。
NO.180
大福/文
你唱罢我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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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捕风者 画/一条人文主义狗 图/地缘谷
“荆襄”可谓是我国历史上变化最大的区域名称之一。最大时如著名的“荆襄九郡”可以代指今天河南南部至两广的广大地区，到了明清时“荆襄”广义上指与楚豫陕川四省交界地区，狭义上则为荆州府（原江陵、今天荆州市）和襄阳府两地，为了讨论方便，本文所说的“荆襄”特指江陵（今荆州市）和襄阳两地。
一般认为，东汉时期荆州原下辖七郡（下图），
荆襄九郡是原有荆州七郡加上先后新置的
章陵郡和南乡郡的合称，
也有人认为是荆襄九郡是“原有的荆州七郡加上从南阳郡
和南郡两郡各分出一部分县设置的襄阳郡和章陵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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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荆襄”的名气很大，但经济上比起省会武汉则相差很大。2018年湖北省各地级市GDP排名中，省会武汉GDP高达14847.29亿元，是第二名襄阳的三倍还多，荆州的七倍有余。
今日武汉，已成长为中部第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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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口、汉阳、武昌到民国时期才第一次置于同一行政下，但在此之前此三地就已经成为了湖北省得经济政治中心，反倒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荆襄”却逐渐不为人所知，丧失了中心的地位。
荆州的衰落
自三国时起，我国分裂形势以南北对峙为主，为了进军和运送给养，沟通南北的水路成为了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而荆襄之地正好居于沟通南北的枢纽地位。
明中叶以前，从陆路可由江陵（今天荆州市）北上直至襄阳，然后由襄阳过汉水至樊城再前往中原；汉水沟通中原和长江，襄阳和江陵分别为汉水和长江沿岸重镇，同时占据这两座城市就可以从多个方向用兵，牵动南北方命脉。三国时期，关羽占据江陵进而包围襄阳迫使曹操欲迁都黄河以北正因如此。
荆州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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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陷入藩镇割据，原有漕运受阻，江南粮饷要由荆襄运往长安，对依赖江南赋税的唐朝而言，荆襄就成了生命线，如《新唐书·萧颖士传》所言：“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势去矣”，颜真卿也称江陵为：“荆南巨镇，江汉上游，右控巴蜀，左联吴越，南通五岭，北走上都”都凸显了荆襄交通枢纽联系中原、江南、四川三大经济区的枢纽作用，加上北方战乱大量流民流入，荆襄地区肥沃的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一时间“公私来往，充给实繁”。
进入南宋时期，荆州的地位开始受到武昌的挑战。早在三国魏晋及南北朝时，战事频发，武昌就因山川环绕不易受到北方进攻，更兼处于长江支流与长江主干交汇处，水师迅速出入既可西进长江抗击上游强敌也可以顺流而下驰援江南等诸多优势，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孙权曾在此短暂建都，六朝时也一度将荆襄并列。
长江与汉江交汇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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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唐朝天下太平，武昌的军事作用就不再那么明显，与江陵相比武昌江面宽阔，风浪大，不易行船，地位有所下降，直到安史之乱后在荆襄漕运的影响下武昌地区再一次逐渐走向崛起。
北宋时期武昌所隶属荆湖北路治于江陵，武昌仍居于从属地位。但靖康之乱后，宋金对峙的背景下又一次凸显了武昌的优势。即使在军事上江陵仍是重镇，但为了维系荆襄地区的军队给养，易守难攻的武昌是极佳的选择。
荆湖北路转运使司于绍兴二年转至鄂州（治所武昌），绍兴六年又设湖广总领所“总领湖南北、广东西、江西、京西六路财赋，应办鄂州、江陵、襄阳、江州驻扎大军四处及十九州县分屯兵”，各处物资均需汇聚鄂州然后再运至荆襄。
这样一来，一方面当地经济迅速发展，乾道六年陆游入川经过鄂州时称：“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健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另一方面鄂州政治地位提高，逐渐取代江陵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的政治中心，进而元代武昌成为了湖广省的省会，清代分湖广省为湖北、湖南两省，武昌继续作为湖北的省会，其旧称“鄂”也逐渐成为了湖北省的简称。
到了清朝，武昌依旧是湖北政治中心
并登上了清朝为数不多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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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荆州衰落了，但襄阳却逐渐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对于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来说，扼守汉水进入长江通道的襄阳是其防御北方的屏障，南宋初年设置襄阳府路管辖均、房、金三州，即至南宋末年襄阳更要负责支援江淮和四川两大战区，可以说襄阳不仅是长江中游中心城市，更是南宋朝廷的屏障，南宋朝廷在长江中游的一切部署均以襄阳为中心，当襄阳被元军攻克时南宋也直接丧失抵抗的勇气。
襄阳地区的重要性预示着岳飞的悲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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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襄阳的战略地位势必惹来一波又一波的进攻，战乱使当地人口锐减，元朝初年因为战乱人口明显低于下游武昌等地，此后也再未能超过，经济重心明显向汉水下游地区转移。
虽然如此，襄阳仍然是区域内的重要城市，元朝时襄阳设有录事司，按元朝建制“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称重户民之事”而且“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表明襄阳凭借其交通枢纽的重要位置仍然拥有超越其行政建制的经济地位。
流水的朝代，铁打的襄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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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汉水和长江间的枢纽地位是襄阳的重要的优势，但随着明朝中叶汉水改由北支经龟山北麓入江，使原本是一片沼泽的汉口沿江地区地势抬高，明末在汉水北岸修建袁公堤基本遏制了汉口当地水患，为汉口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自明中后期全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商品市场，如江南苏州等地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的纺织中心，在本地原料不足的情况下从华北等地采购原料，长江水运十分发达，但受限于水运条件许多商船需要在汉口换乘大船，旧鹦鹉洲消失后汉口成为了船只的避风港，不光汉水沿岸城市，乃至河南、陕西、云南等地的货物都到汉口换船装货，再转运至其他地区，汉口作为贸易中转站而繁荣了起来。
另一方面，贸易的繁荣势必带来了人口的增加，《汉阳府志》称汉口：“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大量商人汇聚于此，也为当地商业手工业发展提供了市场，康熙初年地理学家刘献廷就评价汉口为“楚省咽喉”和天下四聚之一（其他三聚为北京、苏州、佛山，可见汉口地位之重要）。
与汉口的蓬勃向上相对比，襄阳的地位则是一降再降。明清大体上继承元代地方的行政格局，除了上文提到被降级，襄阳传统政治经济范围也被分割，明代中叶又分出勋阳府，襄阳所辖州县仅剩七个，在以行政为主导的古代，行政地位的下降是很严重的打击，襄阳已经沦为了一个地方城市。
近代武汉地区的飞速发展
两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开始进入我国腹地，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自然逃不过西方殖民者的眼睛，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成为通商口岸之一。
此举汉口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商业上汉口的经济腹地进一步扩大，19世界60年代汉口与上海开通轮船航线，70年代末开通至宜昌的轮船，到20世纪初与长江沿岸各大城市均有轮船通航，上海进口的洋货先运至汉口再由此销售到西南或长江上游地区，可以说汉口与上海在近代长江流域的两大贸易中心，荆襄实际上沦为汉口的经济腹地。
贸易发展的同时近代工业也在蓬勃兴起，辛亥革命以前外国商人在汉口投资建设的工厂就有76家，涉及面粉、制革等多种产业。工商业发展也带动了金融业的兴起，到清末汉口已经有八家本国银行和九家外国银行，是可以和上海、天津、广州相并列的四大金融中心，金融业的发展反过来又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进一步促进汉口工商业的发展。
汉口的工商业之繁华在亚洲也是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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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汉口蓬勃向上之际，武昌和汉阳也没有落下。与被选为通商口岸走向繁荣的汉口不同，武昌和汉阳的发展中行政力量的作用更加明显，特别是在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主政期间，为了实践自己“中体西用”的理念，在张之洞的推动下武昌和汉阳的近代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晚清臣张之洞，他是汉口近代化的领航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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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次年，为解决修建铁路所需钢铁而在汉阳设立炼铁厂，即之后的汉阳铁厂，也是我国第一家钢铁工厂。同年筹建湖北织布局，此局于1892年开工就有织布机上千张。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十余年，在今天武汉设立工厂十余家，与外资多投资与民用工业和轻工业不同，在张之洞的推进下投资建设了一批重工业，是我国重工业发展的先驱。
著名的汉阳钢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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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外资和官僚资本的刺激下，到19世纪90年代民间资本也逐渐活跃起来，甲午战后清政府放松对民间建厂的限制，民间资本开始大量涌入工业领域，自清末至辛亥革命时期武汉地区的民资工厂就有120多家，所投资工厂虽然大多数都是轻工业和民用工业，如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但也有如扬子机器厂这样的重工业。
燮昌火柴厂的产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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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工业建设的同时有感于人才匮乏，张之洞大力建设了一批近代教育。1902年以前对湖北现存的书院进行改革，增加学科教授自然科学知识，学习西方学校制度采取班级授课制度。改革现有教育的同时，张之洞也大力建设近代学堂，1891年于武昌开办专修商业外语的方言学堂，为今天武汉大学的前身；1898年又于武昌开办湖北农务学堂，为今天华中农业大学前身。
湖北农务学堂演变为华中农学院，再变为华中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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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民政府将汉口、汉阳、武昌三地合并为“京兆区”，并定名为“武汉”，合为一体的三镇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湖北省当之无愧的中心。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汉水流域的中心是由中游逐渐向下游地区转移，从地理角度上来说汉水下游与长江交汇地区更加居中，具有沟通我国东西的作用。经济上来说江南地区经济的增长，形成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全国统一市场，武汉较之荆襄更适合作为枢纽和经济政治中心，这一格局延续至今也就注定了武汉作为湖北省中心的地位。
参考资料
地理环境对近代武汉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 . 曾艳红 蔡述明
清代前期湖北省经济布局研究 . 周兆悦
全国统一市场形成于19世纪初——兼论明清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 罗肇前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 . 鲁西奇
近代湖北纺织业的兴起及其影响 . 朱丽霞
近代武汉与长江中游城镇的互动发展 . 但瑞华
* 本文由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缘谷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