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有四条线路，西北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再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
作者姚伟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委，知名学者。
丝绸之路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李希霍芬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申遗的项目而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天的物质文明，之所以有今天如此丰富的文化，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重要作用。
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有四条线路，一个是西北丝绸之路，一个是南方，也就是西南丝绸之路，再一个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
西北丝绸之路在捍卫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重点经过西安、敦煌、撒马尔罕、伊斯坦布尔、罗马等多个空间节点。隋唐时期处于兴盛期。新疆对伊斯坦布尔对欧洲的中介、辐射作用。宋元明清时期为持续发展期。
海上丝绸之路在汉唐时期得以形成发展。重点经过广州、烟台、泉州、冲绳、奈良和曼谷、马六甲等，形成多个空间节点，到了宋元时期为兴盛期。明清时期是繁荣期。郑和下西洋、海外移民，以茶、瓷器为代表的华夏饮食文明在东南亚及印度洋、大西洋沿岸传播，特别是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交流。特别是在元代，马可波罗回到意大利以后，中国的繁荣富裕成为西方人向往的文明圣地，这个时候西班牙、葡萄牙就想绕过意大利、土耳其，通过海洋来到中国，牟取更大的利润，这时候中国与西班牙的文化交流在明代以后就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早在先秦时期，各民族就以华夏族为中心开展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华夏族的谷物，常常供给北方和西北方游牧民族，如燕国的鱼盐枣粟，素以东北少数民族所向往。到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发展起来。蔬菜瓜果是饮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汉唐以来，中原内地通过丝绸之路与各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引入了一些蔬菜品种。这个时期引进的蔬菜瓜果以苜蓿、芸苔、菠菜、莴苣、胡瓜、胡豆、胡蒜、胡荽、葡萄、石榴等为主。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对我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远远不止是向外传布丝绸，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它把我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瓷器、医学、中草药等也象最初传布丝绸一样，传布到世界各地，同时也把外国的饮食文化及其食物品种如龙眼、占城稻、玉米、番薯、烟草、花生、土豆等传入中国。这种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广东饮食文化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以丝绸为开端，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国连接在一起，给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广州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在我国的海外交通和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它城市无法相比的。秦汉时海上丝路已经兴起，广州已是一要港。魏晋南朝时期，通往印度洋的丝路开通，广州在南海中的枢纽地位得以确立。唐代广州迅速繁荣，臻于极盛，宋代又有所推进。元朝时泉州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主港，明代外贸中心又回到广州，一直到清中期。通过这条航线，我国的丝绸以及陶瓷、茶叶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沿线国家，同时沿途各国出产的产品或由他国贩来的商货运来我国，所以广州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港口，它在丝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港口无法取代的。
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外国人沿海上丝路前来广州留居者，有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真腊、诃陵等国商人，据说有十余万之众。有的留居数十年而未归。于是便出现了历史上的所谓“蕃坊”。蕃商和华人相处甚洽，有的还“嫁娶相通”。当时同住广州的人，语言、风俗各异，海外的舶来品充塞市场，一派国际性港市的气氛。这时陶瓷从海上丝路的大量输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品种繁多，名窑辈出。1977年在珠江口外伶仃岛附近打捞到唐代的陶瓷，小四耳缸及碗均套在大四耳缸内。海南岛东部陵水县海滩出土的青瓷碗，也是十个一捆堆放着，体现当时包装运输的高超水平。宋瓷远销日本、占城、真腊、三佛齐、阁婆、天竺、大食，以至远达东非海岸的层拔(今坦桑尼亚)等广大亚非地区。
这些资料充分说明古代广州在促进广东饮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饮食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来自中华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