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有很多人都知道，西汉时期出土的很多墓葬里面，都有大量的黄金，尤其是海昏侯墓，里面的黄金数量可以说令人震惊，如此大批量的黄金，在考古当中真的算是头一回见到。而其实在一些其他的西汉时期的墓葬里面也出现过很多黄金，但是都没有海昏侯墓里面的更多。这样似乎给人一种感觉，那就是西汉时期应该是有很多黄金的，而且这些应该也都是皇帝赏赐给功臣们的黄金。然而这样大批量的黄金，为什么在后世很少见到呢?为何它们会一下子都消失不见了?
2015年，南昌新建县西汉废帝刘贺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各类文物珍品1万多件，其中包括纯度达99%的金饼、马蹄金、麟趾金及金器378件，重达128公斤，数量惊人。另外还有五铢钱10余吨近200万枚。
墓中多黄金，并不只限于海昏侯这一例。综合其他西汉墓葬的考古发掘，可以发现西汉的墓葬中陪葬的黄金数量往往很庞大，1968年河北满城县发掘中山王刘胜夫妻墓，一号墓出土小型金饼40枚，总重719.4克;二号墓出土小型金饼29枚，总重438.15克。1973年，河北定县发掘第40号汉墓，出土麟趾金42枚、大小马蹄金5枚，总重3000余克。1996年，山东省长清县双乳山汉墓出土麟趾金20枚，总重4262.5克。
西汉一代，单史书记载的赐金就达90万斤(合今276335公斤)之巨;而这一现象到了东汉便出现了很大的转折。相比之下，东汉赐金统共只有21740斤(合今5565公斤)，只有西汉的2.4%强。西汉果真是一个多金的时代吗?这些黄金最后去哪儿了?
黄金，一直以其特有的色彩和不腐、不烂、不变质的特性，吸引着历代王公贵族。春秋以前，黄金就已成为人们追逐的宝藏。到战国时期，各国王公贵族、各路诸侯都把黄金看作宝贝，无不千方百计地搜罗。楚国汝汉地区盛产黄金，淘采出来的黄金被制成金钣，金钣上面钤有方形或者圆形的小印，习惯上被称为“印子金”。秦国统一天下后，包括黄金在内的各国财富，自然都归聚于秦王朝的国库。楚汉相争，刘邦最先进入咸阳，秦国国库悉数归刘邦所有，历代积累的黄金最终都转移到了西汉。
汉代文献中记载的巨量黄金多用于赏赐和贿赂，表明当时的黄金尽管可以作为货币，但很少用于民间日常交易。西汉时期，民间日常交易主要使用铜钱。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三官五铢钱，每年铸造数目巨大，共铸造了钱币280亿枚，主要用于日常生活用品交易。而当时的黄金并不用做日常生活交易。
西汉实行酎金律，皇帝以向祖宗宗庙祭献的名义，强制让各地诸侯按照人口数量向皇帝敬献黄金。各地诸侯则将搜刮的黄金做成金饼状，成色和纯度都有严格规定。果诸侯和封王奉献的酎金份量或成色不符合标准，就很可能遭到削去诸侯国或其县的惩罚。光是进献酎金一项，西汉政府每年就可以获得黄金1600斤左右。加上其他方面的赋税收入，皇帝每年聚敛的黄金数量相当大。海昏侯墓室中出土的大量金饼，正是汉代酎金律的反映，是海昏侯搜刮用于宗庙祭祀时随同酎酒时的奉献和进贡，后因被贬而失去进贡资格留下来的一部分。
西汉由于铁器广泛使用，采矿业迅速发展。西汉时期，发现了按照矿脉分布走向关系寻找新的矿藏和察看金光寻找黄金矿的新方法，按照新方法寻找黄金矿，导致更多黄金产地被发现。通过新方法的运用，大量黄金被源源不断开采出来，使得西汉国库更加充盈。
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以后，中国商人与西域商人的商业往来非常频繁。当时的西域国家货币经济很不发达，很多人不懂得黄金的作用。汉朝商人用丝绸、茶叶与西域国家进行贸易，带回来的主要是黄金。据罗马史学家统计显示，西汉时罗马帝国每年至少有1万赛斯，也就是约5吨黄金流入中国。而这也被视后来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很多学者认为，西汉不是多黄金，而是黄金高度集中以及作为一种价值尺度所造成的假象。西汉的大量黄金不都是真实的黄金，当时黄金已脱离实体成为价值尺度，赏赐、馈赠、聘礼等虽用黄金计值，但可用也可不用黄金兑现。还有人认为汉武帝时期巨额的赐金只是徒有其名，实际操作中并不一定真正赏赐黄金。因此西汉黄金多是一种“错觉“。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虽然西汉对前代黄金遗产的继承以及对民间黄金的搜刮，造成黄金相对集中;但西汉黄金成色低，秤小，造成了黄金在计量上的増多。西汉的“金”也并非全是黄金，有时是一种价值尺度的表示.，即“一金等于一万钱”。因为我们把一部分非黄金的“金”当成了作为真金的黄金，所以造成了”西汉多黄金“的假象。
西汉的赐金在时间上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西汉赐金大约百分之九十都集中在武帝一朝，达80万斤之多，而这80万斤赐金又集中在两次：一是元朔五年，“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第二次是元朔六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余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以上两次赐金合计70余万斤。
西汉的军功赏赐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军功既定，赐金、食邑、爵位就确定，而赐金的数额是不考虑政府黄金储备数量的。如此一来，如果有军功者太多，赐金数额远远超出政府的黄金储备，那这种赏赐能不能兑现就成为问题。元朔五年，“斩捕首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如此巨额的赏赐远远超出西汉财政的承受能力，“於是大司农陈藏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迫于财政压力，西汉政府设立“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由此可知，政府财政无法支付巨额的赐金，因此西汉赐金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
西汉财政收入主要是铜钱和粮食，黄金收入大部分都归之于王室，这就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支出自然也是以铜钱和粮食为主，所以但大司农的府库里并没有多少黄金储备，这就决定了所谓“赐金”大多只是名义上的，不会完全是实物黄金。
正因为如此，西汉的巨额赐金往往只是徒有虚名，赐金只是一种高规格的礼遇，实际操作时并不一定真正赏赐黄金。我们今天的语言中仍然有“礼金”之类的词汇，就是古时赐金传统遗留的痕迹。
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两个基本职能。西汉黄金货币并非衡量商品价值的最终尺度，铜钱才是基本的价值尺度。民众的日常之用，绝大多数都是以铜钱来计价的。
如果一种货币在社会广泛地流通，那它必定会成为政府课税的支付手段。汉代的税收制度中并没有明确征收黄金的规定，因此，黄金在西汉的流通广度是有限的。
构成西汉社会的主体是小农，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西汉社会的基本生产形态。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中，剩余产品极为有限，投放到市场的产品也就有限。即使一个五口之家把所有的剩余产品都投入市场，也值不了太多的钱，再除去交人头税和更赋，农民已所剩无几，更别提拥有黄金。因此，黄金在西汉主要还是在贵族中间流通，普通民众使用极为有限。
西汉时期，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是赋，其次是租。赋一般收铜钱，租通常收粮食，因此，西汉国家财政收入主要还是铜钱和粮食。政府收的是铜钱，这就决定了西汉政府的支出也主要是铜钱而不是黄金。铜钱用于民间，黄金主要用于统治阶级非生产性消费的支付上。西汉黄金的用途一是用于统治阶级的赏赐和贡献上，二是用于制作礼器、器饰和佩饰，三是用于统治阶级交换珍异，四是用于贮藏，表示富裕的程度。可见，黄金的流通广度有限。
黄金作为一种贵金属，无论古今都是稀缺的，西汉黄金之所以显得多，一是因为历史财富的传承，集中而显得多;二是因为汉代黄金尚未大规模用于器饰、宗教，主要以锭块的方式存在于流通领域。黄金集中在王公贵族之间流通，这些历史被关注王侯的史官记录下来，就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西汉的黄金很多。
汉时黄金有独特性，既为物品，又是一种广义上的复杂的货币，在铜钱难于履行其职能时，它能凸现出其货币职能的这一面。东汉初年天下大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布、帛、粟是衣食之物，以实物货币的面目出现并不难理解，而黄金则以其自身所天然具有的货币特征跻身其间，而且愈乱愈显现这种特点。西汉一朝币制极乱，铜钱的形制重量的不一给民众造成极大损害，黄金的作用颇有些象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的情形。币制混乱是黄金在西汉显得特别令人注目的最关键性因素。
西汉黄金流入国家的途径，包括市租、罚金以及武功爵。相对数目较大的黄金每年从民间流入上层社会，加上每年采金的收入，壮大着朝廷和封君的府库，因此黄金越流动越多，越流动越集中到朝廷和封君的手中。而在这种情况下，西汉黄金赐予和黄金馈赠也就数目了。西汉黄金赏平均每年4500斤以上，这正是此种黄金相对集中造成黄金賜予数量増多的结果。
西汉黄金每年以酎金、市租、罚金的形式流入西汉朝廷的府库，而国家又不定期地以赏賜、聘后、神仙方术等方式将黄金回流到封君以及官吏的手中，国家就保障了黄金输入来源的不枯竭;同时封君、官吏以及平民百姓又以酎金、市租、罚金、武功爵等同样的方式将黄金归还国家，这样国家又重新获得了较为充裕的黄金收入，国家赐予黄金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西汉多黄金，其实正是这种黄金大量循环的表现。因为这些赐予的黄金都包含着以前流动的因素，它们本身不是新生金，而只是流动着以前的东西。根据《中国货币史》的统计，西汉賜金次数有100次之多，平均赐金频率为每两年一次，也就是说平均两年有一次黄金周转，这正是此种黄金循环机制运行的结果。
从汉初开始，黄金回流机制就已经开始运行了。此时的黄金回流，还较多地依赖于从前代继承来的黄金遗产。武帝以前，西汉国家处于国力增长期，黄金支出不多，使西汉国家积累了大量的黄金财富。武帝时代大举远征匈奴，府库藏金为之虚耗，前后用金达70余万斤，致使大畳黄金流散民间，武功爵的实施其实就有吸收散金的意思。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朝廷府库黄金减少，赏赐不得不部分用铜钱代替。之后又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积累，黄金又开始大量集中起来，到王莽篡汉时，西汉库存的黄金又达到了60多万斤。整个西汉时代，实际是黄金周转回流机制造的一个多金的时代。
1、陪葬于帝王陵寝中。
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等8位皇帝的墓中，都陪葬了大量黄金。这些皇帝在位时间较长，其自身威望高，且在位时期国家稳定富庶，有条件进行厚葬。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间长达54年，是汉代威望最高的皇帝，葬于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北17里处的茂陵，据专家推测，其墓中应该有数量极为庞大的黄金陪葬。三国时期军阀混战，诸侯四处杀伐，董卓曾专门派人盗掘汉代皇帝陵墓，获得大批金银珠玉。而曹操虽然不曾盗掘皇陵，但专门成立了”摸金校尉“，对西汉的诸侯陵进行盗挖，所得自己的军费，挖出来的黄金也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
2、埋藏在分封的诸侯王所在地。
刘邦称帝后，采叔孙通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之策。同时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分封诸侯王国，郡国两制并行。特别是在取消异姓王之后，将刘氏子孙分封到各立为王，这些诸侯王国如同中央朝廷，可以自行设置岗位、任命2000石以下官员，拥有铸币权，可以向本王国臣民收取赋税，诸侯王甚至还有自己的卫队，指挥王国辖下的郡县军队。实力雄厚的各诸侯王手中肯定有大量的黄金。
以西汉的梁孝王为例。梁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是西汉初期实力最强、面积最大的诸侯国。梁孝王在世之时就开始“斩山作廓，穿石为藏”，建造规模巨大的陵墓，而其陪葬物中“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袁绍的讨曹檄文中，说曹操”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收金宝数万斤“。还有前文提到的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了378件黄金金器，重达250多斤，是迄今为止诸侯王墓室中出土黄金最多的。
3、窖藏在西汉时期富商大贾活动之地。
西汉初期，“富商大贾或贮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偌国家之急，黎民重困”。这些富商大贾为了避免财物被偷盗或者被农民起义夺走，往往将黄金藏于隐蔽处。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了西汉窖藏的金器、金币，其中仅马蹄金和金饼等黄金就达40多斤。1999年11月，西安东北郊发现了219枚金饼，共计200多斤。
这些金子应该不会是在太平盛世时窖藏的，如果没有战争和帝国灭亡等太大的社会动乱，一般情况下没有人会将一大批金饼藏于荒野，很可能是当时的关中富商在战乱中带着黄金逃命慌乱中窖藏所致。它们的出现不仅印证了史书上西汉“多金”的记载，也表明富商大贾对黄金的窖藏是西汉巨量黄金消失的重要原因。
随着西汉的灭亡，大量的府库藏金散落民间，新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又未曾从王莽那里接收过像样的黄金储备;同时由于战争的破坏，实物经济兴起，东汉王朝在此基础上也没有再次建立起酎金等制度，西汉黄金周转机制丧失殆尽，西汉的黄金时代也就寿终正寝了。
东汉王朝一没有建立类似西汉的黄金周转回流机制，所以中央政府的黄金储备一直捉襟见肘，东汉黄金成为死黄金，朝廷又没有正式的黄金收入来源，也就不愿意賜予了。因此东汉之后，大规模赐金也就不见于正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