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永远被世人铭记的历史：在珍珠港受袭四年之后的1945年8月6日，美国将人类的第一枚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仅过3天，又将第二枚原子弹投向长崎，两座城市遭遇毁灭性打击——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战结束。
不久前，国内首部全方位揭秘这一历史事件的作品《进攻日本：日军暴行及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真相》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作者为二战亲历者、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副总司令雷蒙德·戴维斯将军，以及二战退役后进入美国司法界的资深法官丹·温。该书的译者则为美籍华人、知名社会活动家臧英年。他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关于原子弹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应该投掷，另一是原子弹太残忍，但这两种说法太简化了。”
历史的阴霾
1945年4月12日，61岁的杜鲁门将左手放在一本普及版的《圣经》上，宣誓就职美国总统。仅仅13天后，他就接到了一个足以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军事简报，主题是美国正努力开发原子武器——事实上，在历经三年多的巨大开销、努力和紧急运作后，这一计划已进入高潮。“在四个月之内我们很可能制造出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武器。”时任美国国防部长亨利·史汀生这样告知杜鲁门。
如历史上诸多科学进步一样，原子弹也是军备竞赛的产物。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始于1939年，60岁的爱因斯坦提醒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德国正使用铀-235研发原子弹。美国对此无疑存有惧心，不能让德国抢先一步成为核弹第一国，于是便立即启动了核武开发计划——这一时间节点也随之成为拐点。也许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大卫·肯尼迪所言：“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若原子弹及早研发出来，应该是会投向德国。而实际的情况是，在原子弹研制完成前，欧洲战役已经结束了。”
于是，之后的历史便如你所知。就在执行投掷任务的前一天，机长保罗·蒂贝茨以他母亲的名字将轰炸机命名为“埃诺拉·盖伊号”。事实上，在历史的记载中，这次任务与执行其他任务时似乎并无区别，在漫长的飞行中，有人在打瞌睡，也有人在读书——直到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5分17秒投掷原子弹的那一刹那。
这颗被命名为“小男孩”的重弹落下，43秒之后，广岛市绝大部分地区化为灰烬，巨大的云团升起，火焰冲天。待到云烟散去，“埃诺拉·盖伊号”的飞行员们才比较清醒地意识到，无数人已随这座城市一起灰飞烟灭。而当他们调转机头，准备返航之时，发生在机舱内的对话颇具深意。一位飞行员欢欣鼓舞地说：“战争结束了！”而副驾驶员罗勃·刘易斯则说：“我的上帝呀，我们刚刚做了什么？”根据历史学者的统计，这枚原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66000到140000人——许多人死于辐射。而三天后，另一枚取名为“胖男人”的重达10800磅的原子弹投向长崎，该城一半被彻底摧毁。两枚原子弹直接导致了日本的投降。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13岁的臧英年正在四川省三台县一家露天电影院看电影，突然，大屏幕上的电影中断播放，取而代之五个大字——“日本投降了！”臧英年向《华夏时报》记者回忆：“电影马上就散场了，所有人全部跑回家中。”当天晚上，三台县放光了所有鞭炮。
真的势在必行吗
当这桩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发生整整60年后，已90岁高龄的机长蒂贝茨念念不忘有数万生灵在两枚原子弹下消逝，但这位老人也立即指出：倘若日本那时不投降，进攻日本本土的大战即将开始，而因此造成的死难者会以百万计。“我于心无愧。”
站在历史的逻辑上，蒂贝茨的回答也许令你不适，却似乎无法反驳。大多数历史学者都同意，两枚原子弹缩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免除了盟军进攻日本本土而造成双方可预见的大量死亡。正如大卫·肯尼迪写道：“投下原子弹也许是人类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页，却是势在必行的。”
历史学者们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原子弹拯救了数百万盟军的生命，免除了他们一旦进攻日本本土时必然的惨重牺牲，否则，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也会就此丧命。此外，作者丹·温还写道：“原子弹有效终止了日军在中国广大地区的占领，和他们在中国地区推行的诸如恶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一般的种种暴虐可怕的行径和巨大破坏……原子弹的投掷也拯救了中国人的性命，日军在撤离占领区，返回日本本土之前，每个月要屠杀25万中国人。”“一般中国人对美国投掷原子弹这一事件不够重视，对二战结束后的那段历史，无论在教科书、电视节目里，或者相关书籍上，讨论得并不多。”臧英年表示。
此外，他还向记者介绍：“因为美国原本计划在1945年11月1日在九州登陆，日本已经打算要把所有部队撤回九州去防守。”而事实上，为充分了解情况，日本投降后，本书另一位作者雷蒙德·戴维斯将军代表美国海军陆战队曾前往日本，实地考察日军准备的各种防御阵地。“我们得知，日本本土将用其所有人力和物力全力以赴去修筑堡垒、据点、漫长的地道和陷阱，决心要守护在这些隐蔽的地点决一死战。一旦攻守战开始，双方伤亡人数将大大超过以往那些我们所经历的可怕战役。”除此之外，据这本书披露：1945年夏季，东京日军统帅部对其亚洲各占领地的司令部发出一道密令，一旦日本本土被攻，就处决所有在亚太地区的15万盟军战俘，此外还有可达30万人的其他国家的政治犯、战俘和被拘留人员。
当然，即便如此，当人类第一次将如此大规模的致命武器投向同类，依旧激发了不少人的道德困境，且延绵至今。几十年来，由于本能的反核情绪，也不断有质疑杜鲁门此举的声音，“（原子弹）让美国的良心增加了重负。”一位美国作者写道。
毫无疑问，在这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全球战争中，两枚原子弹只是悲剧的一部分。也许人们更该追问的，是当权衡利弊的方式变成生命本身，究竟是什么让人类陷入了选择困境。“这两枚原子弹让人类知道了它的可怕，其实今天核弹的威力已经超过当年数百倍，但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再会这么做。”臧英年表示，“若世人能明白此道理，则当年原子弹的爆炸便可转化为远离战祸、世界和平及人类幸福的先声。显然，时至今日，离这一理想境界还甚远。”
也许这就是两枚原子弹的最终意义，它结束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并劝导全世界，永远不要再使用下一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