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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包的泛滥,是一种有效的沟通,还是失语的表现?

表情包的出现本来是为了方便人们有效沟通,体贴人意,让人可以在文字之外感觉到对方传达的微妙情绪和不同心情而设计的。如今表情包的存在让人们变得越来越懒,以至不想打字,话语、情绪全凭表情来传达。这不仅是一种行动能力的懒惰,更是思想的懒惰。文字被取代,乃至逐步丧失和蜕化,甚至失去了思考能力。

初次见面,对方发来了60秒的语音。 你心里一惊,然后关闭了对话框。想想不对,又点回去,发了一个表情

你想,这样好像够了,“至少我回复了”。 同样,对话框里连篇累牍的对话令你厌倦,长篇大论的朋友圈转发语使你避而不及。微信成为了一个工作软件,工作时间从标准的八小时绵延到你打开它的所有时间里,不期而至的聊天窗口随时随地都会给人“惊喜”。上限为150个的个性表情包被随时更新,系统里推陈出新的表情包因为新奇都想试试——你用这些或活泼、或讥讽、但大抵都传达了热烈情绪的表情,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回复着每一场仿佛邀请你加入的对话。 其实,书评君和你一样, 也许彼时彼刻的心声无非是:

五点一刻,正当小美关掉电脑准备下班时,突然接到了老板要求加班的电话,于是,她只能默默地告诉闺蜜无法赴约,并顺带附上以下表情

不知何时,表情包已在不知不觉中占据了我们的手机内存,侵袭了人们的生活。小美微信中的表情包也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更新换代:从“尔康”的大鼻孔到“皇后”的“臣妾做不到”,如今又演变成傅园慧的“洪荒之力”和王宝强的“宝宝不哭”。

有时,表情包与热点事件相伴相生。准确地说,时下流行的表情包往往产生于热点事件之后。流行语——表情包,这对孪生兄妹都是热点新闻的副产品,与各大公众号每日选题出刊一样,需要前仆后继地“蹭热点”。

在热点新闻的时效期内,表情包如同给大众打了一针娱乐至死的鸡血,以各种“恶搞”、“反讽”和“卖萌”的姿态出现,全民狂欢,热闹非凡。而一旦当“热点”消退,相关的表情包也就失去了消费价值,只能被迅速丢弃,抑或是被新的表情包替代,从而被人遗忘。

表情包的选择与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群体的划分。虽然大多时候,大众看似在一起参与全民狂欢。实际上,不同人群却有各自钟爱的表情包,如“蛤丝”们一定收藏了“长者”表情包;葛优粉们收集和摆拍了各种“葛优瘫”;熊本熊的爱好者们存留了大量的熊本熊……表情包如同一种潜在的标签,给群体进行了一种身份认同。群体在获得身份认同的同时,也丧失了身份的独特性,被另一种集体命名所取代。

表情包和网络用语往往是在同代人之间进行,起码它需要在有一定网络认知和网络共识的共同体中传播,因为不同代际群体对表情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果说“马景涛”表情包使用者和“尔康”表情包使用者体现出来的只是琼瑶粉丝年龄层次的代际差别,那么“你丫找抽”,“我就这么静静地看你装逼”,“你需要去污粉”这种网络流行语表情包只能与同辈人言说,却难以对长辈使用。反而当对长辈使用只在同辈间使用的表情时,默认的表情包语言操作系统经常会收到啼笑皆非的错置效果。

表情包究竟是如何兴起的?

卡西尔说:

人是符号的动物。即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动物只对符号做出条件反应,而人把信号变成有意义的符号。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符号活动的构建过程,人生活在符号世界中,并且对不同符号做出不同反应。

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面对面交谈。这种沟通是一种共时性交谈。共时性交谈中,除了话语,人们同时可以感受和体会对方的肢体语言、表情和情绪,这些都利于话语传达的准确性以及人际关系的彼此增进。

随着人与人的分离,人际关系的沟通靠媒介承担。传统媒介中,书信往来是最为常见的一种,青鸟传信,鸿雁传书都属此类。传统媒介作为一种历时性交谈。在历时性交谈中,人的情绪和表情都只能透过文字进行传达和揣测。

现代社会交互中,人与人的交流、沟通是一种即时性交谈。短平快的即时性交谈,绝大部分传达的都是无关痛痒的话题和信息,表情包的出现,有利于软化和缓解文字的语气,甚至化解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尴尬和无话可说的窘态。表情包在信息社会交流的初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后现代社会中(此处使用“后现代”词语只是为了区别之前的现代社会,姑且对中国现代与后现代之争,以及中国有无后现代存而不论),读图时代到来,表情包早已越过辅助交流的红线,如电脑病毒一样泛滥成灾,传染开来。它已演变为一种亚文化,大众甚至为了发图而发图。表情包正是在这种程度上走向了交流的反面,反而成为人际沟通的阻碍。

表情包泛滥的背后也许隐藏着一种现代性的症候:这个时代的失语

失语”的英文是“Aphasie”,前面的“a”是一个来源于希腊语的否定前缀,后面的“phasie”与拉丁语的“fari”有着词源学上的密切联系:fari的意思是“sprechen , sagen”(说,说话),拉丁语中小孩子则叫infans,原意是“不会说话的”。现在Aphasie是一个医学术语,即“失语症”。这里的“失语”主要指类生理性失语。生理性失语就是丧失说话能力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失语的人。

当人际关系的沟通和传达开始依靠千人一面的表情包时,表达出来的东西统统被制式化了。人对他者的独特回应成了可以被替代的,因为A与B以及C等都会使用同一个表情包。

表情包的出现本来是为了方便人们有效沟通,体贴人意,让人可以在文字之外感觉到对方传达的微妙情绪和不同心情而设计的。如今表情包的存在让人们变得越来越懒,以至不想打字,话语、情绪全凭表情来传达。这不仅是一种行动能力的懒惰,更是思想的懒惰。文字被取代,乃至逐步丧失和蜕化,甚至失去了思考能力。

表情包背后所指涉的网络即时通讯奴役着每一个用户。每一个人都沦为现实生活中的低头族,即使在家庭聚餐、朋友聚会中,大家也是彼此各玩手机,面对面的共时性交流变得可有可无,与网络中的热脸相迎相比,真实世界里只剩下冷漠相对和相顾无言。真实的人际关系让渡给虚拟的人际关系,人被通讯工具所辖制,成了信息的奴仆。

表情包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性失语。社会性失语与生理性失语不同,社会性失语的人往往不是不说话,而是会说很多的话,但是他们的话既不能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愿,也不能代表自己真正的利益,因为他们被意识形态或者流行话语洗了脑。

被透支的语言,过度消费的表情

无论承认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到意识形态的管辖,也很容易被病毒式的网络流行话语掳获。从形式上,它以表情包的方式瘟疫般地传播开来,我们在这里丧失的不仅是个体的表达能力,而且是真正的思考能力。大众正是在这种无休止的狂欢意味上越陷越深,成了真正的乌合之众。

如果说王宝强事件引发全民手撕马蓉表达的是集体高潮之后的愤慨,那么网络民众将矛头直指甚至扫射到“未发言挺宝宝”者和“曾和马蓉是好友”者时,已然越过了道德底线,体现了可怕的暴民精神。

个体的失语是集体一代失语的表征。

社会也成了失语的社会,时代也成了失语的时代。

“王马事件”呈现出的是“精英立场VS大众立场”的二元对立这一向度,实际上隐含着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阶层问题。正所谓中产阶级要的是体面,大众是不顾脸面。精英阶层价值观和大众价值观分道扬镳的背后体现了社会阶层的断裂:富裕与贫穷、城市与乡村、上层与下层。这不仅是现实阶层社会地位的差异,更是不同阶层思维模式,婚姻认知及价值区位的差异。

“沟通与失语”是这个现代社会的悖论,也是现代性困惑的一种。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中,我们总是发现沟通的艰难,表达的痛苦,社会的断裂。社会性失语与集体狂欢总是相伴而生。集体狂欢背后隐藏着被压抑和宰制的话语。当个人言论难以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愿,不能代表自己真正的利益时,民众言论要么选择对无法言及的领域,如政治领域,公共领域,用表情包进行一种有意识的反讽、抵抗和解构;要么凸显为仅在可以言说的领域,如娱乐圈,进行过度消费和集体狂欢。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甚至很难意识到自己是失语的。因为不可言说的部分仍是不可言说,可以言说的部分呈现出消费的幻想。自媒体和新媒体更是带来幻想的夸张:人们以为人人都可言说,处处皆能发声,却难以意识到即使是可以言说的部分,人们的思想和话语其实都是被主流意识形态和当前流行文化所影响和操控。如同范冰冰的锥子脸改变甚至扭曲了大众的审美一样,当所有女性都盲目追求双眼皮,高鼻梁,锤子脸并自觉认同时,她们已经不知不觉受到了这个时代流行审美的宰制。

林青霞

话语和思想是被规训和建构的,而那些操纵意识形态和散布流行话语的人如同假药贩卖者,以害人的方式来获得利益,或者达到某种目的。追捧流行话语和被意识形态洗脑的人就像假药消费者和整容女性,他们在丧失钱财的同时还心甘情愿地愿意挨上一刀。

消费社会的真正困境和悖论在于大众从未觉得自己是失语的:我没有失语,因为我所言说的正是我所相信的和我所拥护的,我是在表达我自己真正的“意愿”。

一天的加班结束,小美终于躺在床上,翻看手机上百个公众订阅号,进行每日八小时之外求发展的充电学习,努力补充钙质,服用维他命。殊不知,她每天喝的不过是一碗又一碗不知是兑了水还是掺了什么药的的鸡汤。这个时代如此尴尬,以致于结尾的最后,我也只能默默地发了个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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