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是市民的文学。真实地表现市民的心态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封建社会中，羡慕“发迹变泰”，企图过上理想的美满生活，是市民们的普遍愿望。所以，表现主人公由穷致富，从平民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发迹变泰”的故事，在我国话本小说的创作题材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从活跃在宋元明话本小说中的不少市民艺术形象来看，他们或希望掘金得财，或企求神灵相助，或仰仗武功晋升，或期待皇帝恩赐……，总之，是祈求意外致富。但严酷的封建统治粉碎了市民们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明代中、后期的拟话本小说中，与企图侥幸成功相对立的，有一股务实的思想。如《徐老仆义愤成家》中有一首证诗说：“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请观懒惰者，面带饥寒色。”(《醒世恒言》卷35)它强调富贵要依靠艰辛的劳动。这是阅透世故后市民对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
《掘新坑悭鬼成财主》是清初著名的一篇表现市民“发迹变泰”的小说，作者在结尾写道：“穆太公亏着新坑致富，穆文光亏着报仇成名，父子倒算得两个白屋发迹的豪杰。”它表明： 酌元亭主人撰写这篇小说的主旨乃是赞扬穆家父子的“发迹变泰”。而他们的发家是靠善于动脑筋，不仅勤劳，还有智慧。穆太公原是湖州乌程县义乡村中的一介乡民，生有独子穆文光，家境并不富裕。后经丧妻之故，连仅有的一点房奁囊橐也被舅子金有方“抢得精一无二”。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年的官司拆腾又使他人财两空，处境维艰。他从城中路旁所见的粪坑中得到启示，联系村中“粪倒比金子还值钱”的现实，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为招揽村民出恭贮粪，穆太公又让“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画贴在这粪屋壁上”，并请人题上“齿爵堂”匾和“本宅愿贴草纸”的告示。一时间，人来人往，日盛一日，倒成了乡中“第一家财主”。他的儿子穆文光，本是一个读书君子，既恋“被窝里恩爱”，又“心心念念”学“马吊”赌博，十八岁时，仍未成就事业。只因家中粪坑上的“齿爵堂”匾与城内徐尚书牌坊上的题名相同，他和父亲遭人暗算，被逼勒索去五百两银子。后来，穆文光获知真情，在赌牌桌上刺伤了徐公子。官司打到县里，“孔知县见了穆文光，年纪又小，人材也生得倜傥”，又念他是一位血性男儿，不仅借机开脱其罪，还亲自送他去应试。穆文光果然高中秀才，“成了个书香人家”。
与我国早期话本中的“发迹变泰”的故事不同，《掘新坑悭鬼成财主》是把穆家父子的 “发迹”根由归之于人的知识和勤劳。这是作者对“发迹变泰”题材的话本小说创作的发展。小说描写穆太公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发迹”，主要是因为他的聪明活络和思想敏锐。比如，他的致富，是凭借掘坑贮粪，这在一般村民是不屑一顾的事。但穆太公独出机杼，创出一条发家新路。小说中有如下一节描写：“原来义乡村在山凹底下，那些种山田的，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离城窎远，没有水路通得粪船，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拾些残粪，这粪倒比金子还值钱。”这种现象，村中人天天所见，习以为常，穆太公却从中悟出财路，不能说没有经济头脑。我们再来看穆文光的“发迹”。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孔知县的抬举。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无可否认。但根本的原因还是他非庸碌之辈，而是一位 “一向在学馆读书” 的未第秀才。小说描写他在县堂上挥毫作文的情景：“穆文光摊开纸，濡墨吮毫，全不构思，霎时就完篇。”一副才子气概，获得孔知县的拍案称绝，遂摆脱了官司的纠缠，步入仕林。晚明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曾编过一部《智囊》，辑录了古代子史经传与野史丛谈中的有关才智的各种故事近两千则，说“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水，犹水行于地，地势拗则水满之，人事拗则智满之。周览古今成败得失之因，蔑无由此” (《智囊》自序》)。冯梦龙的朋友张明弼也说：“天地黝黑，谁为照之? 日月火也。人事黝黑，谁为照之? 智也。”(《智囊》叙)他们都强调了人的才智的重要意义。《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弘扬的重智崇才思想，不仅直接继承了晚明拟话本小说中的进步文学传统，而且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小说通过穆家父子的“发迹”，给读者描绘的是一幅生动而真实的清初社会的市井生活画卷。活跃于这一社会中的不仅有穆家父子，还有恶棍金有方、苗舜格，流氓无赖谷树皮、徐公子，不学无术的童蒙先生、贤惠的崔氏女儿以及擅长演说“吊马经”的吊师、封建官吏孔知县等，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多十分低下，有的甚至没有什么社会地位。透过作者为他们精心安排的各种特定的生活情境和行为方式以及编织的光怪陆离的故事情节，让人窥见了当时的社会世相。尤其是清初封建社会中那种世风日下、人情浇薄的严酷现实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映现。
《掘新坑悭鬼成财主》和《照世杯》中的其他几篇小说一样，作者并不重在刻划人物的鲜明性格，而主要倾其笔墨于故事情节的演述。但相对说来，上至封建官吏，下至地痞流氓，各种人物形象在这篇小说中还是较具神采。如主人公穆太公，是一个十足的“怪鬼”。为了表现他的这一性格特征，小说特意选择了多种细节：一是他“爱惜灯油，不到黄昏就扒上床去，不像人家浪费灯火，彻夜点着灯，稍稍不亮，还叫丫头起来多添两根灯草哩。可怜太公在黑暗地狱里过日子”。二是他重财轻子，发现屋门洞开时，竟把“爱子之念，都被爱财之念夺去”。首先关心的是“唯恐贼偷了粪去”，而根本“不曾记挂儿子”。三是他在镇上买盐时，“多讨了一个荷叶”，以便把自己在路上拉的粪便带回家等等。这些精微的细节描写，神情毕肖，活现了穆太公的悭财面目。顺便说一句，小说中的穆太公是一个生活在乡村的市民形象。他并不务农，而依靠经营粪肥生意为生，“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太公从买粪坑以后，倒成了个富足的人家。他又省吃俭用，有一分积一分，自然日益一日”。在这篇小说中，不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刻划得较为鲜明，就是一些出场不多的人物形象，尽管只是寥寥数笔的描绘，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往往也历历如现。如恶棍苗舜格，真像《金瓶梅词话》中的应伯爵，是一个帮闲者的艺术形象。他在小说中是个“过场”人物。但他善于帮衬，奸诈刁钻，又到处挑唆事端，是陷害穆家骗局的策划者。小说将他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凸现其性格特征，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这篇小说在艺术结构上也很有特点。全文以穆太公和穆文光的“发迹”为故事发展的主线。借助于他们的父子关系，使小说演述的多种情节犹如串串珍珠被紧密地连接起来。并以他们为中心，将情节朝四处辐射。从穆太公身上，发展出流氓无赖抢粪等许多故事，把读者的视线引向当时的乡村社会;由穆文光身上，揭示出“马吊”赌局的内幕，把各种恶棍、地痞等集中在赌场上“曝光”，展现出当时小城镇社会的弊端。最后以两人的“发迹”作结，纵横交错，描绘出城乡市井社会的各种生活画面，可谓匠心独具。
《掘新坑悭鬼成财主》 也存在着主次不分、平铺直叙、题材芜杂、主题不够集中的缺陷。更引起人争论的是，小说选择掘坑贮粪这样的题材作为文学描述的对象，是否太出格了?是否有损于艺术的格调。其实问题不在掘坑贮粪这件事是否适宜于引入文学殿堂，而在于用什么艺术手段处置这令人掩鼻的秽物及其买卖。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如何写出事件中的人和社会关系，这是将各种美的和丑的事物进行美学转化的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