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了“在信仰的基础上去理解”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把对上帝的信仰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但我们所不了解的是，这位基督教的圣徒，在早年的时候却是一个恣情纵欲的浪子。据说，他17岁的时候就交了女朋友，18岁就有了私生子。
奥古斯丁虽放纵于情欲最早，但追求真理也觉悟最速。
他皈依基督教的经历是哲学史上有名的“花园里的奇迹”。
他在《忏悔录》里回忆说，某日正当他在住所花园里散步时，忽然感觉到自己的罪重重地压在心上，便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之下，不住地叹息流泪。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喃喃自语：“主啊！你的发怒到何时为止？请你不要记着我过去的罪恶。”过了会儿，他呼喊起来：“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他的哭声在空旷的花园里回荡。
正在这个时候，耳边忽然响起了清脆的童声：“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急忙翻开手边的《圣经》，恰好是圣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年轻时候生活放荡，他感到这段话正击中了自己的要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驱散了阴暗笼罩的疑云”。
几天后，奥古斯丁放弃了待遇优厚的米兰国立修辞学教席，离开他年轻的未婚妻，决心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上帝。公元387年复活节，他接受安布罗斯洗礼，正式加入了基督教。此后，他回到北非的家乡，隐居三年之后被教徒推选为省城希波教会执事，公元395年升任主教。在任职期间，他以极大的精力从事著述、讲经布道、组织修会、反驳异端异教。奥古斯丁在晚年目睹了汪达尔人的入侵，死于希波城沦陷之前。他去世之后，汪达尔人控制的北非脱离了罗马帝国，从此不再受罗马教会的管辖。但奥古斯丁的著作流传到西方，成为公教会和16世纪之后的新教的精神财富。
在晚期希腊哲学中，奥古斯丁是一个转折性的人物。他既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也是一位基督教哲学家。在他这里，古希腊以思辨为主导的理性哲学开始与以信仰为标志的基督教教义发生融合。而且，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信仰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那个“花园里的奇迹”。奥古斯丁，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投向上帝，靠的不是理智的思辨，而是《圣经》的启示。所谓的启示，也就是佛教上讲的“顿悟”，恍然开悟，放下屠刀，浪子回头，立地成佛。在这里，思维是跳跃的，而不遵循理性和逻辑的严格推理。
信仰和理性的联姻，哲学和宗教的结合，在西方社会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无论是基督教中的“天堂”，还是哲学家思辨出来的“理念世界”，都是现实此岸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彼岸世界。只不过，前者是灵魂朝向的地方，后者是理性寻求的对象。对基督教而言，灵魂是永恒的，肉体是短暂的，因此灵魂高于肉体。而对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智主义者而言，理念是永恒的，现实是短暂的。因此，理念高于现实。不同的领域又对应不同的认识能力，所以，理智又高于感觉。基督教宣扬的是“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基本教义是：“拯救灵魂，必须抛弃肉体。”而柏拉图主义强调的是理智的高贵和感觉的低贱。他的基本主张是：要获得真理，必须抛弃意见；要运用理智，必须抛弃感官。
如此一来，肉体与灵魂、天堂和地狱、此岸与彼岸、今世与来世、有限与无限、感觉与理智、理念与现实之间就有了泾渭分明的界限。而人，作为灵魂和肉体的结合体，唯有靠信仰和理智才能不断地朝向那个圆满的世界，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永恒。由此看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正因如此，后来的很多教父哲学家干脆要求放弃理性。理性能做到的事情，信仰也能做到。而且，神启的知识比理性的知识更简洁，更直接。何况，信仰总归是没有错的，一旦理性和信仰发生冲突，出问题也是人的理性，而不是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