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全国上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歌唱、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热潮。在大学中文系，普遍开设了毛泽东诗词专题课，中小学语文教材大量选入毛泽东诗词，音乐界把毛泽东诗词谱曲演唱，几乎在共和国的任何一个穷乡僻壤，都能看到毛泽东诗词读本。据不完全统计，本时期印刷的各种毛泽东诗词选本、注释本、讲解本以及相关的学习参考资料，产生一定影响的就有几百种之多，至于发行的数量根本无法统计。然而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以及对毛泽东本人的狂热崇拜，这十年的毛诗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甚至倒退境地。毛泽东诗词被大量歪曲，只有少量文章从学术、历史的角度探讨毛诗。
在“文革”前期，全国上下掀起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潮，毛泽东诗词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一样，大量发行，几乎人手一册。据196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载，仅1967年一年，《毛泽东诗词》就发行了五千七百多万册，超过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发行数(四千七百五十多万册)。同时，人们热衷于传抄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的诗词，甚至把别人的诗词也编进去。为此，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中强调：“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这一时期，许多高校、中学的“红卫兵”，带着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信仰与热忱，对毛泽东以往发表的诗词进行了“新”的注释与讲解，编印了许多《毛主席诗词讲解》之类的小册子。这些红卫兵“造反团”、“战斗队”无一不把毛泽东诗词作为斗争的武器、造反的依据，动辄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世界要“天翻地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以毛泽东诗句为武器，去“打倒一切”，无限上纲地批判“文革”前从历史、审美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学者与文章。有关的注释与讲解，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政治斗争、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生拉硬扯，形而上学，不仅曲解毛泽东诗词，而且严重地歪曲历史，完全谈上不是认真的研究。
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宗教教义、把毛泽东诗词作为棍子的结果。在毛泽东诗词发表、传播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去做手脚，搞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如《题庐山仙人洞照》一诗，本是毛泽东在江青拍摄的一张照片上的题诗，主要反映毛泽东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观察与思考，歌颂代表无产阶级的劲松形象，激励全党渡过最困难的时刻，坚信乌云必将散去，曙光即在前头。而江青却别有用心地说成是专为她而写的，她就是乱云飞渡下、从容自若的“劲松”，以捞取政治资本，为夺权造舆论。再如《水调歌头·游泳》中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之句，本是借用孔子的话，强调人类历史不断前进，中国人民必须抓紧时间搞好工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像“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一样，反映的是毛泽东的时间观。而姚文元却偏说是批孔的，说描绘的是孔子站在江边哀叹奴隶制的没落，以曲解毛诗达到实用的政治目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很多“红卫兵”的战斗队，造反团，到井冈山，韶山，红军长征经过的路线，进行实地调查访问，了解毛泽东诗词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人文事件，地理环境及其他有关情况，向世人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材料，这对于后来深入研究毛泽东诗词是有帮助的。
到了“文革”后期，全国高校相继招生、复课，几乎所有的文史专业的系科，都把毛泽东诗词作为教学的主课与科研项目，先后编印了相当数量的《毛泽东诗词讲义》，《毛主席诗词学习》。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研究资料索引》列举的篇目看，从1971年到1976年有五十多种。由此可以看出，高校此时对毛泽东诗词的学习与研究，是盛况空前的。这些教材，虽然研究的水平没能超过“文革”前十年的水平，没有什么新进展，而且不恰当地联系所谓路线斗争讲解作品的现象还很普遍，但毕竟改变了“文革”前期的混乱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把毛泽东诗词作为“最高指示”的境况。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何其芳在1975年11月撰写的《谈毛主席<长沙>和<黄鹤楼>》的文章(此篇文章是在何逝世以后，刊于1979年9日17日《光明日报》上的)。他从诗学、美学的角度，对这两首词进行研究，紧扣作品的语句、结构，分析词中表现的毛泽东的思想情感，并联系20年代前、中期的历史背景，进行补充性的阐发，明确指出，“毛主席的诗词，整个说来，也不是没有秀丽美的因素，但主要却是崇高美”。在那样一种时代气氛下，何其芳能不受图解政治的学风的影响，以一个学者一贯的严谨学风与求实精神，来研究毛诗，是多么难能可贵。他的这篇文章，从审美的角度来研究毛诗，是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一大进步。
1976年，《诗刊》1月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词二首》，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皆作于1965年，试想一想，在整个“文革”十年，这是毛泽东唯一发表的诗作，在全国上下引起学习与研究的热潮是可想而知的，许多诗人，如袁水拍、臧克家、赵朴初等，纷纷谈自己学习这两首词的感受，各地报刊无不宣传这两首词。广西人民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于1976年1月出版了《试看天地翻覆——学习毛泽东词二首》一书，收文11篇。其他各省市也印行了这方面的材料集。这些研究文章，大多从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强调这两着词的思想内容和时代意义。只有赵朴初先生的《古为今用的光辉典范——学习毛主席词二首的初步体会》，从“古为今用”的角度，论述了毛主席对词这一旧形式的改造：“尽量利用词调的格律，以保存词体的节秦美，同时又一空依傍，挥洒自如，真正达到拓开万古心胸”的境界;二是“最善于运用古典，正用、反用，扩大、引申、驱使某一典故在人们联想中所形成的印象，为作品的主题服务”;三是“毛主席的诗词正确解决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因而能够充分灵活地运用旧辞化的特点”，点铁成金。不失为研究深入的好文章。此外，鲁歌在《内蒙古大学学报》1976年第1期发表的《学习毛主席诗词札记之一》，也显示了求实的倾向。
总体看来，整个“文革”十年毛泽东诗词研究，从学术的角度来说，与文革前相比.是倒退的。前期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搞政治图解，牵强附会，句句落实到现实生活的实际。后期脱离诗词的本义，只讲政治意义，忽视艺术性，损害了毛泽东诗词的艺术风采，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消除不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