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 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说: 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 要革命,莫如走后方; 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 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 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 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凡为当局所 “诛”者皆有 “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1927年12月17日《语丝》周刊第4卷第1期)
赏析 《小杂感》凡21则,内容涉及政治时事、文化艺术,并旁涉历史、民族性诸问题,故称之为“杂感”。体式取语录体,文字精短,或一句为一则,或数句为一则不等,以“小”名之,十分恰切。
然而它的内涵并不单薄。
文短意长,高度凝炼;简约而不浅露,警拔而不片面; 含蕴深厚,耐人寻味。比如文中一则杂感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后一句所说的“理”,作者并未明白说出它的内涵,要靠读者自己去领悟。佛教、回教、耶稣教都有专一的信仰,教规中戒律甚多,信徒在实际上虽未必事事恪守,但大多讲究操守则是真确的;而道教却是五方杂处,无可无不可,“大而无当”,徒托空言,毫无持操。这种消极避世,无可无不可的观念,不仅统治者喜欢,一些麻木、怠惰的国人也乐于接受,道士不为人所憎恶也就是很自然的了。鲁迅以凝缩的文字批判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批评了“无为”哲学。行文之中,只写出结论,而把推理过程留给读者。这就造成含蓄蕴藉的笔致,看上去文字平实沉静,内里却隐含着愤激之情。
曲笔为文,讥刺时政。鲁迅写《小杂感》正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特务横行,文网密布。鲁迅不得不用“钻网术”,继续战斗。这影响到杂文笔法。本文有些段落,或用隐喻,或用反语,常常不易读解,略显晦涩。这是时代使然,并非杂文一定晦涩。譬如文中一则杂感这样表述: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这是指蒋介石、汪精卫等不断编印讲演集的事实。以两个“又”字暗示其多,以“可惜”挖苦其恬不知耻,以“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暴露其政治权术的卑劣。起笔突兀,语多转折,乍看不知所指,文字似乎不够明快。实际上这种曲折的文字正反映着当时时局的特点。再如另一则杂感只一句话: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揭露反动派罪行,不取事实论证的写法,而以极精短的一句反语,把当时反动派罗织人罪、草菅人命的行径曲折地点出,需思索之后方能领会其全部含蕴。《小杂感》中大部分为此种写法。在险恶的社会条件下,鲁迅锻造了杂文多样的体式,它曲折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显示着他坚韧战斗的光辉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