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二十六章)
4.1 子曰：“里仁为美(1)。择不处仁，焉得知(2)?”
译文
孔子说：“居住的地方有仁德风尚才美。如果选择住处却不居住在有仁德风尚的地方，怎么能说是明智呢?”
注释
(1)里仁为美：居住的地方有仁德风尚才美。朱熹《论语集注》：“里有仁厚之俗为美。”邢昺《论语注疏》：“此章言居必择仁也。里仁为美者，里，居也;仁者之所居处，谓之里仁。凡人之择居，居于仁者之里，是为美也。”(2)知(zhì)：聪明;明智。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智”。
感悟
增进品德修养，除了内因之外，居住的人文环境这一外因也是十分重要的。孔子告诫人们一定要注重对“居住”这一外部人文环境的选择。置身于具有仁德风尚的环境，经常接触的是仁厚之人，长此以往，耳濡目染，这对自身品德修养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荀子·劝学》亦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潃，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意思是“蓬蒿生长在麻丛中，不用扶持就自然而直;白沙放在黑土中，就与黑土一样都成黑色了。兰槐的根就是芳香的白芷，如果把它浸泡在臭水里，君子就不会接近它，百姓不会佩戴它。它的本质并非不美，而是浸泡它的臭水造成这样的。因此君子居住一定要选择乡土，出外一定要结交贤士，这是用来防止邪僻而接近正道的方法”。
孟子的母亲也深明此理，她认为人文居住环境对后辈的成长同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相传孟子幼小时，他家接近墓地，他就常常玩办理丧事的游戏。他母亲说：“这不是我用来安顿我儿子的地方。”于是把家搬到集市旁边。孟子又玩学商人做买卖的游戏。他母亲说：“这也不是我用来安顿我儿子的地方。”又把家搬到学堂旁边。孟子就玩学祭祀和揖让等礼仪的游戏。他母亲说：“这里可以用来安顿我的儿子了。”他们就在那里住了下来。等孟子长大之后，学成六艺，最终而成为一代大儒。
不同的人文居住环境，往往具有不同的民风。有的地方民风剽悍，争强好胜，选择此地居住，或许亦会渐渐养成尚武精神;有的地方民风儒雅，耕读传家，选择此地居住，或许亦会渐渐养成尚文精神;有的地方民风淳朴，与世无争，选择此地居住，或许亦会渐渐养成忠厚的德行;有的地方民风刁歪，造假行骗成风，选择此地居住，或许亦会渐渐养成狡猾的品行。此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由此可见，人文环境对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
晋代田园诗人陶渊明移居南村而写下《移居》一诗，其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移居南村，不是因为占卜得知这里的住宅吉祥，而是听说这里的人大多是心地质朴。这或许可以看成是他对“里仁为美”的感悟吧。
当然，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人文环境能够影响人，人亦能改造人文环境。不过，这能够改造人文居住环境的人，或许非得仁人君子再加上智勇双全不可。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1)。仁者安仁(2)，知者利仁(3)。”
译文
孔子说：“不仁的人不可以长期处于穷困中，也不可以长期处于逸乐中。仁者天性爱行仁，智者因行仁有利而行仁。”
注释
(1)不仁者二句：皇侃《论语义疏》：“约，犹贫困也。夫君子处贫愈久，德行无变。若不仁之人久居约，则必斯滥为盗，故不可久处也。乐，富贵也。君子富贵愈久，愈好礼不倦。若不仁之人处富贵，必为骄溢也。”(2)仁者安仁：仁者天性爱行仁。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惟性仁者自然体之，故谓安仁也。”(3)知者利仁：智者因行仁有利而行仁。
感悟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这是说人们行仁的动机各有不同。《韩非子·解老》云：“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报也。”这或许可以看成是对“仁者安人”的解读。至于“知者利人”，皇侃《论语义疏》云：“利仁者其见行仁者若于彼我皆利，则己行之;若于我有损，则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程树德《论语集释》云：“无所为而为之谓之安仁，若有所为而为之，是利之也，故止可谓之智，而不可谓之仁。”《礼记·表记》云：“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意思是仁的行为有三种情形，虽然它们在仁的功效方面是相同的，但是动机不同。能够在功效方面达到与仁同样的功效，就看不出他们行仁的动机;如果从他们与仁的利害关系来看，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们行仁的动机。仁者天性爱行仁，智者因行仁有利而实行仁，害怕犯罪受刑罚的人勉强行仁。譬如某地遭遇地震、洪水或台风等天灾，全国人民心系灾区，纷纷为之慷慨解囊。有的人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却把毕生的一两万元积蓄都捐给了灾区，无欲无求、无怨无悔，此可谓仁者安仁吧;有的人向灾区捐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通过献爱心之举同时也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声誉，或为自己的企业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此可谓仁者利仁吧;据报道，某贪官一手受贿一手捐款，此可谓畏罪者强仁吧。愚以为无论何人，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只要他能够行仁，终归是件好事。
4.3 子曰：“唯仁者能好(1)人，能恶(2)人。”
译文
孔子说：“只有仁者能够公正地喜爱人，能够公正地厌恶人。”
注释
(1)好(hào)：喜爱。(2)恶(wù)：厌恶。
感悟
为什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呢?难道一般人就不能够喜爱人，不能够厌恶人吗?朱熹《论语集注》云：“盖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云：“凡人用情，多由己爱憎之私。于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计，故不能好人恶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于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者恶之。好恶咸当其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由上述解读可以得知，一般人对某个人的好恶，往往受自己“爱憎之私”的影响。当他喜爱某个人时，往往忽略其不善之处;当他厌恶某个人时，往往忽略其善之处，甚至“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12.10)。意思是“爱这个人时就希望他长寿，恨他时就希望他死掉”。
人们在日常生活与工作当中，皆离不开与人相处;相处就可能产生好恶之情。与我情投意合者，则往往喜爱之;与我背道而驰者，则往往厌恶之。此种“好人”与“恶人”，仅仅合于“己爱憎之私”，而非客观公正之心。君不见某些权贵，手中掌握了选拔人才的权力，其用人的标准，不是唯才是举，而是唯余马首是瞻。其顺我者，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其不顺我者，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此种“好人”与“恶人”，仅仅合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私，而非客观公正之心。
仁者的“好人”与“恶人”却不是这样的。他无私心，能够抛弃个人成见来客观地、公正地评判某个人。这样，仁者所好与所恶就自然能够“当其理”与“得其中”。这就是孔子所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道理之所在。据《左传·襄公三年》载：晋国中军尉祁奚请求退休。晋侯向祁奚询问谁能够接替他。祁奚举荐解狐，而解狐恰恰是他的仇人。然而晋侯正要任命解狐时，解狐就死了。晋侯又向祁奚询问谁能够接替他。祁奚回答道：“祁午可以。”而祁午是祁奚的儿子。在这时，当任中军尉佐的羊舌职死了。晋侯问祁奚道：“谁可以接替他?”祁奚回答道：“羊舌赤可以。”于是晋侯任命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辅佐他。
君子说祁奚在这件事情上能够举荐贤才。举荐他的仇人，不是谄媚;举荐自己的儿子，不是徇私;举荐他的副手的儿子，不是偏袒。《尚书·洪范》说：“无所偏袒，王道坦荡无私。”大概说的是祁奚啊。解狐得到举荐，祁午得到职位，羊舌赤得到职位：这是立了一个中军尉而三件好事做成了，这是能举荐贤才的缘故啊。《诗经》说：“正因为自己有美德，所以被举荐的人才能像自己一样。”祁奚就是具有这种美德的人啊。
祁奚在举荐贤才时公正无私，既不因某人是自己的仇人而不举荐他，也不因某人是自己的儿子或者是部下的儿子而不举荐他，一切皆唯才是举。这是对“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最好注解，对于当今所实施的人才战略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4.4 子曰：“苟(1)志于仁矣，无恶也(2)。”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志于实行仁德，就不会干坏事。”
注释
(1)苟：如果。(2)恶：干坏事。
感悟
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苟，诚也。言诚能志于仁，则其余终无恶。”朱熹《论语集注》云：“苟，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诚在于仁，则必无为恶之事矣。”“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1.2)“孝悌”是“仁”的基础，为人孝悌，则无“好作乱”之事;同样的道理，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4.6)意思是“爱好仁德的人，是至高无上的;憎恶不仁德的人，他践行仁德，是为了不使不仁德的事物加在自己身上”。“好仁”则必定“恶不仁”，如果有志于仁德，一心所想的便是如何增进品德修养，如何爱人，为善如不及，为恶如探汤，当然就不会去干坏事了。
4.5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君子去仁，恶乎(2)成名?君子无(3)终食之间(4)违仁，造次(5)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译文
孔子说：“富与贵，这是人们所希望的;不用正当的方法获得富贵，君子是不会居于富贵的。贫与贱，这是人们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获得富贵，君子是不会摆脱贫贱的。君子背离了仁德，怎么成就名声呢?君子不要片刻之间违背仁德，仓促匆忙时必定这样，颠沛流离时必定这样。”
注释
(1)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不用正当的方法获得富贵来摆脱贫贱，君子是不会摆脱贫贱的。郑汝谐《论语意原》：“贫贱固人之所恶，不以其道而有得焉，则不贫贱矣，然君子不去此贫贱也。”(2)恶(wū)乎：疑问副词，怎么;如何。(3)无：通“毋”。不要。(4)终食之间：吃完一顿饭的时间，形容时间短暂;片刻之间。(5)造次：仓促;急遽。
感悟
富贵，这是人们所希望的;贫贱，这是人们所厌恶的。此乃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然而当人们处于贫困生活时，如何脱贫致富?处于卑贱地位时，如何跻身于上层社会?这也是贫贱之人所面临的问题。
对于君子来说，尽管他处于贫贱之中，尽管他希望过上富贵的生活，但是他知道，要致富，得靠知识来改变命运，得靠劳动来创造美好生活;要做官，得靠自己的才德。因此，孔子自我表白道：“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7.16)意思是“吃粗粮，饮水，弯曲胳膊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了。用不正当手段而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好像浮云”。孔子称赞颜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6.11)意思是“颜回多么贤德啊!一小竹筐饭，一瓢水，在陋室，常人难以忍受那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颜回多么贤德啊!”正所谓虽然我贫贱，但是如果不以其道得富贵而去贫贱，我宁愿安贫乐道;虽然我欲富贵，但是如果不以其道得富贵，这富贵对我来说就好像天上的浮云，我毫不在意。孟子亦称赞那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为大丈夫。此皆因为君子还有比获得富贵更为重要的，那就是成就名声。而成就名声的最好办法，就是践行仁德。无论是在片刻之间，还是在仓促之间，或是颠沛流离之时;无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皆不要违背仁德。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的人为了迅速富起来，而丧失人格、铤而走险、敲诈勒索、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有的人为了改变社会地位，而卖身投靠、认贼作父、投机钻营、逢迎拍马、行贿买官，无所不为。此皆“不以其道得之”，背离了仁德。用这种背离仁德的方法获得富贵，从而摆脱贫贱，不仅不会为自己赢得好名声，甚至将招致身败名裂的后果。此种事例，放眼今之商场、官场与学界，举不胜举。有感于此，我曾作诗一首《人啊，怎能这样活》：
为了做官
摧眉折腰 暗送秋波
耍尽手腕 重金贿赂
人啊，怎能这样活
为了捞钱
卖官索贿 巧取豪夺
抛弃人格 腐化堕落
人啊，怎能这样活
为了扬名
抄袭剽窃 坐收成果
学术造假 沽名钓誉
人啊，怎能这样活
4.6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1)。好仁者，无以尚(2)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3)也。”
译文
孔子说：“我没见过爱好仁德的人，没见过憎恶不仁德的人。爱好仁德的人，是至高无上的;憎恶不仁德的人，他践行仁德，是为了不使不仁德的事物加在自己身上。有能够整天致力于仁德的吗?我没见过力量不够的。也许有这样的人，我没见过罢了。”
注释
(1)我未见二句：这是感叹仁者之少。《礼记·表记》：“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意思是“自身没有任何私欲而天性爱行仁的人，自身无所畏惧而天性厌恶不仁的人，天下极少”。(2)尚：超过。(3)未之见：即“未见之”，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
感悟
请分别参见《论语·里仁》4.4章和《论语·雍也》6.12章感悟。
4.7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1)。观过，斯知仁(2)矣。”
译文
孔子说：“人们所犯的过错，同各人所属的类型相关。观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
注释
(1)人之过也，各于其党：邢昺《论语注疏》：“言人之为过也，君子小人各于其类也。”过：过错。党：类;类属。(2)仁：当为“人”。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陆采《冶城客论》：“‘斯知仁矣’，‘仁’是‘人’字，与宰我问‘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误。”
感悟
孔子提出了一个独具匠心的察人之法：“观过法”。人难免有过，但是君子与小人所犯的过错或许有所不同。朱熹《论语集注》引程氏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尹氏曰：“于此观之，则人之仁不仁可知矣。”例如：有的过错，是君子出于好心而犯的，这正如俗话所说“好心办坏事”;有的过错，是小人明知故犯的。有的过错，是君子由其忠厚之心而犯的;有的过错，是小人由其奸诈之心而犯的。因此当君子犯了过错时，他往往向人道歉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别人也就知其非有意而为之，因此愿意原谅他;当小人犯了过错时，他往往满不在乎，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别人也就知其人品如何了。
4.8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1)。”
译文
孔子说：“早晨得知真理，即使傍晚死了也值得了。”
注释
(1)朝闻道，夕死可矣：刘宝楠《论语正义》：“闻道者，古先圣王君子之道，已得闻知之也。闻道而不遽死，则循习讽诵，将为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闻夕死，是虽中道而废，其贤于无闻也远甚，故曰‘可矣’。”程树德《论语集释》引黄式三《论语后案》曰：“式三谓此言以身殉道也。朝闻当行之道，夕以死赴之，无苟安，无姑待，成仁取义，勇决可嘉矣。”
感悟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这是一个诸侯兼并、弱肉强食、生灵涂炭、礼崩乐坏，周天子的权威已名存实亡的大动荡时期，也是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大动荡的时代该如何治理国家?这治国之道，就是当时士人所追求的“道”。孔子一生立志于求道。孔子所求之道，乃尧、舜、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仁爱之道。既然已闻知古先圣王之道，那么就应该仁以为己任，并为之而奋斗终生。哪怕是早晨得知真理，即使傍晚死了也值得了。为了求道而死，为了追求真理而死，死得其所!这是一种为追求真理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千多年来，这种精神曾激励过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探求救国救民之道，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神圣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死而后已。
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1)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译文
孔子说：“读书人有志于真理，却以穿破旧衣吃粗粮为耻辱，就不值得与他探讨了。”
注释
(1)恶：粗劣的;不好的。
感悟
请参见《论语·雍也》6.11章感悟。
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1)也，无莫(2)也，义之与比(3)。”
译文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非干不可的，没有不可干的，只要符合道义就行。”
注释
(1)适(dí)：专;可。这里指一定要这样。《增韵》：“适，专也。”朱熹《论语集注》：“适，专主也。《春秋传》曰：‘吾谁适从’是也。”(2)莫：不;不可。朱熹《论语集注》引谢氏曰：“适，可也。莫，不肯也。”(3)比：合;符合。
感悟
孔子此言，其主要意思有二：一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非干不可的，没有不可干的”，切不可固执，当通权达变;二是什么事可干，什么事不可干，并非随心所欲，它必须有个标准，这就是“义”，一切皆应以符合道义为准则。《论语》在另一处也记载了孔子的这种观点。例如：“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18.8)意思是品德高尚的隐士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是伯夷、叔齐吧!”认为“柳下惠、少连，既降低了自己的志向，又辱没了自己的身份。然而言论符合伦理，行为经过思考，如此而已”。认为“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肆直言，自身清白，被废弃不用也符合权变。我却跟他们都不同，无论是隐退还是出仕，都没有什么是可行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行的”。所谓“无可无不可”，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曰：“亦不必进，亦不必退，唯义所在。”孔子对自己的这种主张也是身体力行的。譬如：
富贵可求乎?不可求乎?我们既不能谈富贵而色变，以为为富必不仁;也不能见富贵而动心，争相不择手段而求之。“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7.12)意思是“财富如果可以求得，即使做执鞭的人，我也做”。这表明孔子认为可以去追求富贵。孔子又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7.12)意思是“如果财富不可求，就做我喜欢的事情吧”。什么情况下可求或者不可求呢?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7.16)意思是“用不正当手段而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好像浮云”。这表明在孔子看来，富贵无所谓可追求，无所谓不可追求，这要看是否符合道义的准则。孟子对此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他说：“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意思是“不是他心中理想的君主就不去侍奉，不是他心中理想的百姓就不去使唤;治世就出来做官，乱世就隐居，这是伯夷。什么样的君主都可以去侍奉，什么样的百姓都可以去使唤;治世也出来做官，乱世也出来做官，这是伊尹。可以出仕时就出仕，应该辞官时就辞官;可以长久地干就长久地干，应该马上离开就马上离开，这是孔子。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我没有做到;至于我的愿望，是学习孔子”。由此可见，通权达变与做事符合道义相当重要。知道通权达变，就会懂得没有非干不可的事，也没有不可干的事;知道做事当符合道义，就不会随心所欲而胡作非为。
4.11 子曰：“君子怀(1)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2)。”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心系道德，小人心系乡土;君子心系刑法，小人心系实惠。”
注释
(1)怀：思念;安于。(2)惠：实惠;好处。
感悟
君子心系道德，注重修身养性，因此“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1.14)。意思是“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舒适，做事勤勉而说话谨慎，接近有道德的人来纠正自己”。小人心系乡土，看重稳定舒适的生活，因此安土重迁。君子心系刑法，注重遵纪守法，担心触犯刑法而失德伤身。譬如：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8.3)意思是曾子生病，把学生召集来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啊，好像临近深渊，好像走在薄冰上面。’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祸患刑戮了!学生们!”曾子一生遵纪守法，谨慎行事，在他病重临终之时，要学生们看看他的手和脚，皆健全，意思是他免遭了刑戮之灾。如今已面临死亡，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认为此生不会有刑戮之灾了。小人心系实惠，看重利益，因此往往不择手段而求之，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4.12 子曰：“放(1)于利而行，多怨。”
译文
孔子说：“依据私利而行事，会招致很多怨恨。”
注释
(1)放：根据;依照。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
感悟
人之求利，并非不对;但是如果每事依利而行，于己有利的事就干，而不论是否符合道义，这样就必然会招致很多怨恨。君不见，古往今来放于利而行者，在人际交往中不惜损人利己者有之;在施政过程中不惜与民争利者有之;在与大自然接触过程中不惜竭泽而渔者有之;在国际交往中不惜以邻为壑者有之。损人利己者，必将招致公愤。《墨子·非攻上》云：“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意思是“如果损人越多，他的不仁就更加厉害，罪责就更加严重。对此，天下的君子都知道他不对而指责他”。与民争利者，必将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而丧失民心;对大自然竭泽而渔者，必将遭受大自然的惩罚;以邻为壑者，必将引发他国的不满甚至对抗。由此可见，放于利而行，必将导致人际关系的不和谐、社会的不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国与国之间的不和谐。
4.1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1)!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2)?”
译文
孔子说：“能够用礼让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用礼让治理国家，将怎样对待礼仪呢?”
注释
(1)何有：有什么困难呢?何晏《论语集解》：“何有者，言不难也。”(2)如礼何：怎样对待礼仪呢?如……何：表询问或反问，可译为“把……怎么样”;“对……怎么办”。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如礼何者，言不能用礼也。”
感悟
“以礼治国”是孔子的一项政治主张。孔子说：“为国以礼。”(《论语·先进》11.26)此章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都是明确强调以礼治国。
孔子认为礼对于治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左传·隐公十一年》亦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具有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秩序、有利于后代的功效，因此“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12.11)意思是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答道：“君要合于君道、臣要合于臣道、父要合于父道、子要合于子道。”齐景公说：“说的好啊!如果真的君不合于君道、臣不合于臣道、父不合于父道、子不合于子道，即使有粮食，我能吃得到吗?”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从正面阐述君臣、父子之礼对于维系朝纲和家庭的重要作用。早于孔子的管仲曾经从反面阐述君臣、父子之礼对于维系朝纲和家庭的重要作用。据《国语·齐语》载：“桓公召管子而谋，管子对曰：‘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管子·形势》云：“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由此可见，各种礼乐制度的设立，皆以序尊卑、辨亲疏、明贵贱为准则，使人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以此治国，则国泰民安。
《礼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荀子·大略》亦云：“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一旦礼崩乐坏，则君臣、父子、长幼之序大乱，争斗之乱起，国家亦将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一旦“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论语·子路》13.3)。意思是“礼乐之教不通行，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能以礼治国者，必不能为政以德。诸侯僭礼无德，其大夫势必亦僭礼无德;大夫僭礼无德，其家臣势必亦僭礼无德。此所谓上行下效。如此则必将导致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的动乱，即使乱不及身，最终也难免祸及子孙。
孔子认为礼对于个人品德修养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一个礼仪之邦，不仅要求为政者以礼治国，同时也要求每个公民知礼守礼。孔子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20.3)。意思是“不知道礼，就不能立足于社会”。“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6.27)意思是“君子广博地学习文献，用礼仪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违背道了”。孔子还要求其弟子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一个人只有德才兼备，既博览群书，又以礼仪约束自己，才不至于狂放不羁，离经叛道。
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借鉴孔子以礼治国的思想，使广大公民养成知礼和守礼的道德风尚，从而重塑我中华礼仪之邦的文明形象。
4.14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1);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2)。”
译文
孔子说：“不担忧没有职位，只担忧没有任职的才能;不担忧没有人了解自己，而应去追求可让别人足以了解自己的才能。”
注释
(1)立：通“位”。(2)求为可知也：追求可让别人足以了解自己的才能。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求善道而学行之，则人知己也。”
感悟
一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一个人所获得的职位、官位应与其德其才相称。我之德才尚不足以获得某个职位、官位，因此就不值得为“无位”而担忧，此所谓“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14.30)。“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15.19)如果我之德才足以获得某个职位、官位而未得，也不值得为“无位”而担忧，因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1.1)《庄子·让王》引孔子之语曰：“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如果我之德才不足以获得某个职位、官位而得之，倒是值得担忧。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愧怍之心;有愧怍之心，才会去努力增进德才来与所任职位、官位相称。
当今社会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官本位意识的社会，许多人不再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而是“只患无位，不患所以立”，于是为求一官位，不惜卖身投靠、认贼作父、投机钻营、逢迎拍马、行贿买官，可谓机关算尽，不择手段。此种人一旦有位，又将怎样作为?此种答案，人们早已在现实生活中获知。
二 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请参见《论语·学而》1.16章感悟。
4.1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1)。”曾子曰：“唯(2)。”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3)恕(4)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学说是用一个基本思想贯穿的。”曾子说：“是的。”孔子出去了，别的弟子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啊?”曾子说：“先生的学说，只是忠恕而已。”
注释
(1)一以贯之：用一个基本思想来贯穿。(2)唯：应答声。(3)忠：尽心竭力地做好事情。其外延较广，无论是君主还是大臣百姓，皆得忠。朱熹《论语集注》：“尽己之谓忠。”戴侗《六书故》：“尽己致至之谓忠。”(4)恕：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朱熹《论语集注》：“推己之谓恕。”戴侗《六书故》：“推己及物之谓恕。”
感悟
一 忠
请参见《论语·学而》1.4章“为人谋而不忠乎”感悟。
二 恕
请参见《论语·颜渊》12.2章感悟。
4.16 子曰：“君子喻(1)于义，小人喻于利。”
译文
孔子说：“君子明于义，小人明于利。”
注释
(1)喻：明白;懂得。
感悟
此章所论君子与小人，主要是从其义利观的角度来进行对比的。“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14.23)意思是“君子通晓仁义，小人通晓财利”。与本章意思大致相同。
如何正确对待“义”与“利”，自古以来皆是君子与小人的试金石。“君子喻于义”，是说君子深明大义，一切行事皆以义为出发点，在遇到“利”之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此“利”我可不可取?它是否符合“义”的准则?如果符合“义”，则取之，此孔子所谓“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14.13)，亦《吕氏春秋·慎行》所谓“君子计行虑义”，王安石所谓“度义而后动”(《答司马谏议书》);如果不符合“义”，则勿取，此孔子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7.16)。亦俗语所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非吾所有”。
“小人喻于利”，是说小人唯利是图，一切行事皆以利为出发点，此亦《吕氏春秋·慎行》所谓“小人计行其(期)利”。在遇到“利”之时，小人往往容易见利忘义，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正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15.2)意思是“君子在困厄时能坚守原则，小人在困厄时就会越轨”。
当今“小人喻于利”之风大盛。君不见先富起来的一些富豪，其财富积累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市场经济的不完善与灰色地带等来牟取财富暴利的过程，是依靠权钱交易来使财富快速飙升的过程。这往往使得财富的积累蒙上一层不义的阴影。
君不见“人民公仆”，见利忘义而中饱私囊者，利用手中权力而牟取暴利者，大有人在。甚至是“为人民服务”的某些政府部门与国有垄断企业，皆沦落成“小人喻于利”，利用资源垄断而乱收费、乱涨价，与民争利，牟取暴利。
孔子早就告诫人们：“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4.12)意思是“依据私利而行事，会招致很多怨恨”。君不见那些贪官、那些利用资源垄断而乱收费、乱涨价的部门与行业，老百姓对他们的怨恨有多深吗?由此看来，建设和谐社会，的确需要在位之君子“喻于义”而非“喻于利”。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但并非不言利、不取利，只是“罕言利”(《论语·子罕》9.1)而已，只是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论语·宪问》14.12)、“义然后取”(《论语·宪问》14.13)而已。这对于我们正确对待义与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然而，自孟子开始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应该取义舍利。“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淮南子·缪称训》亦云：“思义而不虑利。”朱熹则进一步把义利绝对化为“天理”与“人欲”，认为“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论语集注》)。“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朱熹《孟子集注》)因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此种义利观，则甚为荒谬。
4.17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译文
孔子说：“看见贤人就要想到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要在内心反省自己是否也有与他类似的毛病。”
感悟
增进道德修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道德修养不断自我完善、不断自我警示和自我改过的过程。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理想途径就是见贤思齐。什么是见贤思齐?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思与贤者等也。”朱熹《论语集注》曰：“冀己亦有是善。”这就是说，贤人有是善，我亦要具有是善;贤人的品德是如此之高尚，我的品德亦要达到如此之高尚。这样就会使得自身的美德不断地增加。这正如《孟子·离娄下》所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意思是“舜是人，我也是人。舜成为天下人的榜样，名声可以流传后世，而我仍然不免是普通人，这是值得忧虑的。对此忧虑又该怎么办呢?努力使自己成为像舜一样的人罢了”。对于孔子“见贤思齐”的主张，孔子弟子中就不乏身体力行之人。“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论语·公冶长》5.3)意思是孔子谈论子贱时说：“这人是君子啊!如果鲁国没有君子，他从哪里获取这些君子品德呢?”朱熹《论语集注》云：“子贱盖能尊贤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叹其贤，而又言若鲁无君子，则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见鲁之多贤也。”子贱为君子，固然值得称赞;然究其所以为君子者，更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子贱居于鲁国，而鲁国多君子，这就为子贱成为君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子贱善于“见贤思齐”则是他成为君子的内在因素。
道德修养自我警示和自我改过的理想途径就是“见不贤而内自省”与“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1.14)。什么是内自省?朱熹《论语集注》曰：“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这就是说，不贤人有此恶，我若有则当去之;也可以通过接近有道之人来匡正自己。这样就会使得自身的毛病及时消除并防止新毛病的滋生。
由此可见，“见贤思齐”，则可增加美德;“见不贤而内自省”，则可消除自身的毛病。如此一增加，一消除，其道德修养无疑将日臻完善。
4.18 子曰：“事父母幾(1)谏，见志(2)不从，又敬不违(3)，劳而不怨(4)。”
译文
孔子说：“侍奉父母要委婉地劝谏他们，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仍然要尊敬而不违背他们，虽然忧伤，但不怨恨。”
注释
(1)幾(jī)：微;轻微。这里指委婉。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幾者，微也。当微谏纳善言于父母。”(2)志：心志;意见。(3)违：违背;违反。(4)劳而不怨：劳：忧伤;忧愁。王引之《经义述闻》：“劳，忧也。……‘劳而不怨’，即承上文‘见志不从’而言，言谏而不入，恐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孝子但忧之而不怨其亲也。《曲礼》曰：‘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可谓忧矣。”
感悟
此章是从谏父母之过的角度来讨论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主有过，则臣当进谏;父母有过，则子女亦理当劝谏。君主有过而臣不进谏，则为不忠;父母有过而子女不劝谏，则为不孝。臣子进谏而君父未必听从，则臣子当屡谏。不过，进谏归进谏，臣子仍然得忠于君主孝敬父母，不得贸然触犯他们。所以孔子主张“事父母幾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意思是“侍奉父母要委婉地劝谏他们，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还要恭敬而不去触犯他们”。《礼记·内则》亦阐述了类似的主张，云：“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意思是“父母有过，子女要低声下气、和颜悦色地劝谏。如果谏而不听，子女要更加恭敬孝顺，当父母高兴时就再次劝谏;如果父母不高兴，与其使父母因其过错而得罪乡亲，宁可自己屡次劝谏而得罪父母。如果父母发怒，不高兴，把自己打得流血，也不能怨恨父母，而要更加恭敬孝顺”。如果父母有过，自己劝谏而父母不采纳，父母则将继续依此错误而行事，此诚为子女所忧。然而孔子主张“劳而不怨”，即子女对此虽然忧伤，但不怨恨父母。这也是孝道。如果自己劝谏而父母不采纳，就因此怨恨父母，那就是不孝。
4.19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1)。”
译文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去远游。如果远游，必须要有明确的去向。”
注释
(1)方：地方;方向。这里指去向。朱熹《论语集注》：“游必有方，如己告云之东，则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
感悟
“父母在，不远游”，意在培养子女服侍父母和体谅父母的孝心。子女有服侍父母的义务，如果远游，则难以服侍父母，就连“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2.8)都无法做到，又从何谈尽其他方面的孝道呢?如果父母年迈体弱，自己却远游他乡，那么父母将依靠谁呢?如果迫不得已而必须远游，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去向。这是因为当时交通极不发达，联络方式更不便利，儿行千里母担忧，如果自己游踪不定，致使父母连行踪都不知道，岂不令父母更加牵肠挂肚?如果父母遭遇急难，就连捎信也不知捎往何处，这岂是孝子忍心所为之事?
当今交通发达，即使遥隔数千里，也可朝发夕至;通讯更是迅捷，手机随身携带，一个电话便知家中详情。于是有人对“父母在，不远游”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殊不知，培养服侍父母和体谅父母之心，本身就是一种孝心，一种美德。当今农村不少地方是“青壮打工去，老弱守家园”;不少城里人也是志在四方。许多人一年也许难得回家一次，并且他们往往可以给自己找上一大堆难以回家的借口，然而如果我们对父母怀有一种在其身边服侍尽孝之心，能够体会父母对儿女的牵挂之情，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把“父母在，不远游”改换成“父母在，常回家”，这样就会克服种种困难而常回家看看。这或许是“父母在，不远游”给我们在当今的启迪吧。
4.2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
译文
孔子说：“如果对父亲的行事原则三年没有改变，可以说是孝顺了。”
注释
(1)此句已见《论语·学而》1.11章。
感悟
请参见《论语·学而》1.11章感悟。
4.21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1)。”
译文
孔子说：“父母的年龄不可不知道。一方面为他们的长寿而高兴，一方面为他们的衰老而恐惧。”
注释
(1)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见其寿考则喜，见其衰老则惧。”
感悟
请参见《论语·为政》2.5章感悟。
4.22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1)躬(2)之不逮(3)也。”
译文
孔子说：“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说了而自身做不到为耻。”
注释
(1)耻：意动用法，以……为耻。(2)躬：自身。(3)逮：赶上;做到。
感悟
孔子多次提到“耻”、“有耻”、“知耻”等，构成了儒家所倡导的“耻感文化”。这种耻感文化主要体现在“出仕与否应有耻”、“言行是否一致应有耻”和“行己有耻”三个方面。
第一，出仕与否应有耻。“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8.13)意思是如果天下政治清明，那么这正是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因此君子应该出仕，建功立业;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君子就无法行其道而施展才华，既然如此，就不如隐居，而不宜与无道之君或权贵同流合污。如果国家政治清明，君子却不能出仕而建功立业，仍然处于“贫且贱焉”的境地，这无疑说明自己无能，理应感到耻辱;如果国家政治黑暗，君子却“富且贵焉”，这无疑说明自己枉道而事人，理应感到耻辱。孔子对此种观点亦反复申说。例如：“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14.1)意思是原宪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时，出仕享受俸禄;国家政治黑暗时，出仕享受俸禄就是耻辱。”这就是孔子在出仕与否方面所倡导的“耻辱感”，他强调的是一个人要具备政治操守。这种耻感文化，两千年来它不断地激励着人们洁身自好和刚正不阿。
第二，言行是否一致应有耻。“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4.22)意思是“古人言语不轻易出口，以说了而自身做不到为耻”。孔子对此种观点亦反复申说。例如：“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14.20)意思是“一个人说话大言不惭，他实行起来就会艰难”。“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14.27)意思是“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耻”。这就是孔子在言行是否一致方面所倡导的“耻辱感”。这种耻感文化，两千年来它不断地激励着人们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
第三，行己有耻。孔子倡导对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之心。“行己有耻”的根本特征是要求人们具有礼义廉耻，一旦丧失礼义廉耻，那就应该感到羞耻。即使一个人不去努力追求美德，他至少也要守住道德的底线，那就是“行己有耻”(《论语·子路》13.20)。否则就会放辟邪侈、胡作非为。
然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耻感文化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被冲刷得伤痕累累，不知耻的现象普遍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譬如：在经济领域，一些商人唯利是图，于是什么“假农药”事件、“假种子”事件、“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假酒案”等制造和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现象泛滥成灾。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只要能够赚得盆满钵满就行。在政治领域，一些官员见利忘义，于是什么“陈希同”、“王宝森”等腐败分子“前腐后继”。这些人不以腐败堕落为耻，反以为荣，认为只要能够升官发财就行。在学术领域，一些学者抛弃良知，于是什么抄袭剽窃、学术造假等层出不穷。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只要能够晋升职称、获得各种荣誉就行。
胡锦涛总书记于2006年3月4日在第十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的民盟、民进联组会上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他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即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或许可以看成是对儒家耻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4.23 子曰：“以约(1)失(2)之者鲜矣!”
译文
孔子说：“因为约束自己而犯错误，这是很少的。”
注释
(1)约：约束。(2)失：过失;犯错误。
感悟
虽然人有种种欲求，但是人们不可能想要什么就去追求什么，更不应该想要什么就不择手段去获取什么。人是社会的人，不可能随心所欲，他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受到社会一定的约束。用什么来约束?当然是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在孔子眼里，这种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主要体现在礼仪制度上。孔子认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6.27)意思是“君子广博地学习文献，用礼仪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违背道了”。颜渊也说孔子是这样来教育自己的：“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9.11)意思是“孔子用古代文献来增广我的知识，用礼仪来约束我的言行”。孔子还告诫弟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一个人果真能够自觉地用礼仪来约束自己，当然就会少犯错误了。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到处都充满着诱惑。君不见，那些违法乱纪者，那些贪官污吏，不都是因为私欲膨胀并且毫无约束而走上犯罪道路的吗?看来孔子所说的“以约失之者鲜矣”，的确是金玉良言啊!如果我们能够自觉地用先进的思想来约束自己，以党纪国法来约束自己，自然就可以使自己少犯错误了。
4.24 子曰：“君子欲讷(1)于言而敏(2)于行。”
译文
孔子说：“君子说话要谨慎，做事要勤勉。”
注释
(1)讷(nè)：言语迟钝。这里指说话谨慎，不随便说。(2)敏：勤勉。
感悟
请参见《论语·为政》2.13章感悟。
4.25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译文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必定会有人来做伴。”
感悟
请参见《论语·学而》1.1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感悟。
4.26 子游曰：“事君数(1)，斯(2)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译文
子游说：“事奉君主过于频繁，就容易招致侮辱;与朋友交往过于频繁，就容易导致疏远。”
注释
(1)数(shuò)：屡次;多次。(2)斯：就;则。
感悟
君尊臣卑，地位本来就不对等。臣事君，虽不必时时察言观色而行事，然而且不说伴君如伴虎，仅仅是君主喜怒无常这一点，就可以无端地呵斥其大臣。事奉君主过于频繁，说不定哪天君主一不高兴就把怨怒无端地发泄在他身上而使他受辱，所以子游认为“事君数，斯辱矣”。
当今有些人每每以能够接近上级领导为荣，以为这样就有机会让领导了解自己，从而使自己得到提拔。殊不知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接近领导的机会多了，固然让领导了解甚至提拔自己的机会也就多了;同时你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甚至卑躬屈膝的次数也增多了，说不定哪天领导一不高兴就把怨怒无端地发泄在你身上而使你受辱，这也并非没有可能。愚以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作为一名有尊严的人，切莫与官员过分地套近乎，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好。人不可高傲，但可以清高。知识分子只有保持清高，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做人的尊严。
人与人之间或因志同道合，或因兴趣相投，或因性格相合，或因其他原因而成为朋友。朋友之间，无论如何亲密无间，但毕竟是两个人，他们各有各的隐私，各有各的空间，如果老是厮守在一起，久而久之，则可能引起其中一方的厌烦，甚至产生摆脱的心理。所以子游认为“朋友数，斯疏矣”。与朋友交往过于频繁，就容易导致疏远。有人说“距离产生美”，这与“朋友数，斯疏矣”有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