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藏记集》简称为《僧佑录》或《佑录》。是中国佛教史上现存的最古的综合性佛典目录撰集。梁代僧佑撰。“三藏”(经、律、论) 是佛典的总称。所谓出三藏记集,即对汉地所译出的经、律、论进行收集和综记而编纂的典籍。本书最早收录于宋官刻本大藏经之《开宝藏》。元、明两代各种大藏经中也均有收录,仅清代《龙藏》 尚付阙如。
僧佑(445—518),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徐州邳县),父世移居建康(今南京)。僧佑自幼喜佛,每怀出家之念,初入建初寺从僧范学习佛经,14岁出家,师事定林寺法达。年满,受具足戒,从法颖学习戒律。法颖以律学所宗,为一时名匠。僧佑乃竭思研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故后人称其为“僧佑律师”。门徒辈出,主要有智藏、慧廓、宝唱等,皆一时英彦。其著述多已失传,现存的除本书外,还有 《弘明集》 (14卷)、《释迦谱》 (5卷)、《菩萨善戒地持二经记》 (1卷)、《大集虚空藏无尽意经记》 (1卷) 和 《贤愚经记》 (1卷)。
《出三藏记集》,15卷。全书内容的组织结构大致分为4个部分: 1. 缘起,2. 经录,3. 经序,4. 列传。
1. 缘起(卷第1)。略记佛经形成之历史。共有五篇,即“《集三藏缘记》第一,《 〈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第二,《 〈菩萨处胎经〉 出八藏记》第三,《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第四,《前后译出异记》第五”。对佛典成立情况、胡汉译经的音义和新旧两译经典之间的不同名相,分别作了论述,可看做本书的序分。
2. 经录(卷第2至第5)。是本书的中心部分。它以收录了自后汉至西晋间译出和撰集的611部佛典的《综理众经目录》(道安撰,简称《道安录》或 《安录》,已亡佚)为基础,对 《安录》中遗漏的佛典和东晋至梁代间新译出的佛典加以订正和增补,归纳为12大类,即: (1) 《新集撰出经论录》、(2) 《新集条解异出经录》、(3) 《新集表序四部律录》、(4) 《新集安公古异经录》、(5) 《新集安公失译经录》、(6) 《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7) 《新集安公关中异经录》、(8)《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9) 《新集抄经录》、(10)《新集安公疑经录》、(11) 《新集疑经伪撰杂录》、(12)《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因注出异译、失译、疑伪经典而对 《安录》有所增订,故一律称为 “新集”。总共著录经、律、论约2000余部,4000余卷。另外还有疑伪经目约40余部,50余卷。
3. 经序(卷第6至第12)。共收集经、律、论的序文和后记110篇。后一卷,即第12卷收录《法论目录》(陆澄撰)、《法集录序》(竟陵王撰)和僧佑自撰各书目录,共10篇。前后总计120篇,其作者,则包括康僧会、道安、支敏度、竺佛念、支恭明、僧浚、支道林、慧观、僧肇、慧远等名流。
4.列传(卷第13至第15)。主要收录与译经有关的23人的传记 (其中,外籍译21人,余则为知名的华籍义学译人),对他们的生平事略均作了记述,成为后世高僧传的先驱。
《出三藏记集》在佛典目录学中占重要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上述四部分类法上。在僧佑以前,佛典目录著述有道安之 《综理众经目录》、《支敏度录》、《竺道祖录》、《众经别录》、《王宗录》、道慧 《宋齐录》等(均已亡佚),但它们在总体上皆采取单一结构的分类法,即录前有总序,中间排列书名、卷数、作者,每一类毕,总其家数,条其流别而已。而本书采取的这四部分类法,却跳出了以往目录的窠臼。它基于译经史和佛典流传的角度,不仅补以往目录之不足,而且为我们今天考察梁以前佛典翻译状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正如僧佑序说:“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如此分类法,才可以完整地反映佛典的翻译和流传情况。而且,本书的分类方法,对后世影响颇大。如僧绍《华林佛殿众经目录》(已亡佚)、宝唱之《梁世众经目录》、法经之《众经目录》以及后来智升所撰之《开元释教录》等,几乎完全采用本书的分类方法。
该书的“经序”部分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近人陈垣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说: “本书之特色,全在第三方式之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可以考知各译经之经过及内容,与后来书录解题、书目提要等用处无异。其后记多记明译经地点及年月日,尤可宝贵。朱彝尊撰《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及后跋,即取法于此。《四库提要》释家类谓其取法《开元释教录》,非也”。并说:“至其中经序后记,皆为六朝人著作。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将此书七卷全数采取,散入南北朝文中,可谓探骊而得其殊者矣”。其在文献学上之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该书 “列传”部分所录之僧传,是现存最古之僧传,其史料和叙述方法,被后来宝唱的《名僧传》、慧皎的《高僧传》等所采用,是考察后来僧传之沿革及变迁的主要依据。
但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在分类上,未明确表示出反映时代趋势的大乘与小乘的区分; 在记述上,则侧重于记述南朝所译经典,对北朝译经的记述,综括不够,因而不免有所遗漏。尽管如此,但作为一部现存最古的佛典目录,自有其一定的价值。
该书历来应用者多,研究者少。近人陈垣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对本书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可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