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是清末一部宣传富强救国的著作。由郑观应在其前著《救世揭要》、《易言》的基础上改写扩编而成。初版分5卷,正文57篇,附录30篇,光绪二十年(1894)刊行。次年增补43篇再版,“未言者尽言之”。光绪二十六年(1900)作者据时势迁变,重新增删编排后再版。初版刊行后,正值维新潮起,风行一时,坊间争相翻刻。有冠以 《续编》、《补编》、《统编》、《二编》、《三编》等名,卷数编排均有差异。版本虽多,但其中1894年的5卷本。1895年的14卷本和1900年的8卷本均经郑观应手订,能反映其思想及变化。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夏东元编《郑观应集》,该书根据以上三个版本重新编校《盛世危言》集其大成,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郑观应(1842—1922),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待鹤山人等,广东香山 (今中山)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企业家。早年弃学习贾,奉父命赴上海,在外国洋行内供事。旋自己投资经商。先后担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并捐道员衔。光绪六年(1880)由李鸿章札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后升任总办。又历任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中法战争期间,奉调赴粤帮办营务。后又历任开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长期的洋务活动和经营工商的实践使他深感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盛世危言后编·序》)一生为“富强救国”而奔波劳碌。著作除《救世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外,还有《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
综合郑观应手订的三个版本,本书共有正文和附录、后记共200篇,约40万字。《道器》一篇置于卷首,提纲挈领,总揽全书。其余各篇内容可分为教育、内政、外交、法律、经济、国防等几个方面。有关教育的篇目有《学校》上、下、《西学》、《女教》、《考试》上、下;有关内政的篇目有 《议院》上、下、《公举》、《原君》、《自强论》、《日报》 上、下、《典礼》上、下、《书吏》、《阉宦》、《廉俸》、《限仕》 、《汰冗》、《革弊》、《建都》、《捐纳》等; 论述外交的篇目有《公法》、《通使》、《禁烟》 上、下、《传教》、《贩奴》、《交涉》 上、下、《条约》、《入籍》等; 专论法律的篇目有 《刑法》、《狱囚》、《巡捕》、《罚赎》 等; 有关经济方面的篇目最多,有《税则》、《厘捐》、《停漕》、《盐务》、《度支》、《国债》、《商战》上、下、《商务》 (一至五)、《商船》上、下、《保险》、《铁路》上、下、《修路》、《电报》、《邮政》上、下、《驿站》、《银行》上、下、《铸银》、《圜法》、《开矿》 上、下、《纺织》、《技艺》、《赛会》、《农功》、《垦荒》、《旱潦》、《治河》等; 有关国防的篇目有 《海防》上、中、下、《边防》(一至九)、《江防》、《炮台》、《练将》、《练兵》、《水师》、《船政》、《民团》上、下、《卫屯》、《火器》、《间谍》、《弭兵》 等。
在这些篇目里,作者详细介绍了西方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制度,考究了中国在这些方面存在的弊端,主张向西方学习,实现富国强兵,救国御侮的宏愿。为达此目的,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些新思想。首先该书提出了“商战重于兵战”的思想,指出一国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商战·下》)要真正有效地抵御列强的侵略,就必须发展本国的工商业,以此作为国防的物质保证。“国既富矣,兵奚不强?”但要进行商战,政府就必须允许和支持民间开办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等各类实业,而且应 “以商贾之道行之”,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拘以官场体统,更反对朘削遏抑,横征暴敛。其次本书还提出了兴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思想。作者指出“泰西之强,强于学”。中国要富强就得革除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旧教育体制,效法西方的教育制度,设立各级各类学校,聘请中外专家,编订各种教材,传授声、光、电、化、天文、地理、植物、医学、商政、兵法、造船、制器等实用之学。呼吁废除八股取士旧制度,以新的标准培养和选拔人才。主张“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西学·附论》)。明确提出在中国设立议院,推行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并视之为国家富强之本。指出:“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只有做到“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国家的富强才指日可待。
本书诞生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刚刚起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充分反映了时代和阶级的要求。它继承发展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由林则徐、魏源开创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将师夷长技的认识,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提高到学习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的高度。它是戊戌维新前中国论述西方议会制度最明确、最集中的论著,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戊戌维新运动也起过先导的作用。《盛世危言》的刊行,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的重视,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多次上书清帝推荐此书,两广总督彭玉麟为本书作序,洋务派大官僚也极力称道,誉为“良药之方”、 “金鍼之度”。 光绪帝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刷印2000部,分发给大臣们阅读。郑观应自己排印的500部,也早已“求索一空”。虽称不上“洛阳纸贵”,但确也轰动一时。
对《盛世危言》的研究多年来集中在成书时间及版本问题上,1978年至1980年初对郑观应的政治、经济、教育思想及历史作用的研究和争论,促进了对《盛世危言》思想内容的探讨,所发表的论文与专著达数十篇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