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订和疏解《广雅》的著作。十卷。清王念孙撰。刊成于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
王念孙,字怀祖,号石臞。生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卒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永定河道。从师戴震,精通音韵文字训诂,创获颇丰。著有《广雅疏证》十卷、《读书杂志》八十二卷、《方言疏证补》和《释大》各一卷。王念孙身逢乾嘉小学极盛时期,是一位学识渊博、治学精专的音韵训诂大家。当时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邵晋涵著《尔雅正义》,其师戴震著《方言疏证》。于是,王念孙就不再措意于《说文》、《尔雅》、《方言》这三部汉代重要语言学著作的核注工作,而专治《广雅》。
王念孙于《广雅疏证序》中说:“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正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但研究《广雅》难度很大。清代著名学者桂馥曾在《广雅疏义序》中,拿《广雅》和《尔雅》作比较,提出治《广雅》有三个方面的难处。他说: “治《广雅》难于《尔雅》,《尔雅》主释经,多正训,《广雅》博及群书,多异义,一;《尔雅》有孙郭诸旧说,《广雅》惟曹音,二;《尔雅》为训诂家征引,兼有陆氏《释文》,《广雅》散见者少,无善本可据,三也。”尽管如此,王念孙仍以全副的精力和渊博的学识投入了疏证《广雅》的工作。从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他四十五岁开始,王念孙把疏证《广雅》作为日课,每天三个字,无论寒暑从不间断。到乾隆六十年冬完成一至九卷,历时七年半。第十卷是其子王引之所述。嘉庆元年(1796年),他又为这部书作序。这篇序是对他疏证《广雅》的小结。其后,他又作了《广雅疏证补正》共二百九十三条。
《广雅疏证》的内容,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对《广雅》旧本和《博雅音》的讹脱错乱之处,作了认真的校订。据王念孙《广雅疏证序》,全书共校正讹字五百八十,脱文四百九十,衍文三十九,先后错乱一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五十七。例如:《释言》:“廪,治也。”疏证:“廪,曹宪读为廪。廪、禀二字,诸书皆无训为治者。治,盖给字之讹。《说文》:‘禀,赐榖也。’《汉书·文帝纪》: ‘吏禀当受鬻者。’颜师古注:‘禀,给也。’《苏武传》:‘禀食不至。’注云:‘无人给��之。’”再如《释亲》:“背谓之骶,背、(北)也。”疏证:北,古之背字也。各本俱脱北字,《众经音义》卷八、卷十九、及《太平御览》并引《广雅》:‘背,北也。’今据补。”二、对《广雅》各条的义训,作了详明的阐说。例如《释诂》:“师、尹、工,官也。”疏证:“师者,《周官·天官》注云:‘师,犹长也。’《地官》注云: ‘师之言帅也。’《尔雅》:‘尹,正也。’郭璞注云: ‘谓官正也。’《周颂·臣工》传云:‘工,官也。’《洪范》云:‘师尹惟日。’《皋陶谟》云:‘庶尹允谐。’《尧典》云: ‘允厘百工。’”再如《释言》:“扳,援也。”疏证:“隐元年《公羊传》: ‘诸大夫扳隐而立之。’何休注云:‘扳,引也。’义与攀同。”据江式《古今文字表》、《广雅》全书仅18150个字,而《广雅疏证》和《广雅疏证补正》总共不下50万字,有些条的疏证,广征博引,多方解说,竟长至数千言。三、对《广雅》正文及先儒的误说,也进行了驳正。例如《释诂》:“比,乐也。”疏证:“比者,《杂卦传》:‘比乐师忧。’言亲比则乐,动众则忧,非训比为乐,师为忧也。此云。‘比,乐也’,下云‘师,忧也’,皆失其义耳。”再如《释诂》:“修、��、略、道、旬、越。……,治也。”疏证:‘略者,《说文》:‘略,经略土地也。’《禹贡》:‘嵎夷既略。’是其义也。《传》云:‘用功少曰略。’失之。”“越者,《周语》:“汨越九原,宅居九隩。’汨、越皆治也。《说文》:‘汨,治水也,越与汨,声相近,故同训为治,犹越与曰之同训为于也。《说苑·指武篇》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是越为治也。韦昭注越为扬,失之。”
《广雅疏证》之所以能够做到考证精确,阐说详明,成为一部博大精深、令人叹赏的名著,就在于作者运用了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王念孙研究《广雅》的方法,可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充分地占有材料。他幼受家学,功底深厚,对古代文献极为熟悉。为了考定、诠解一个字,他普遍查对群书,因而能够作出确凿不移的结论。例如《释诂》“生也”条下谈到“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时,列举其子王引之所说,“遍考经传及唐以前书,无以字为许嫁者。”可见王氏父子是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来疏证《广雅》的。大凡对字词的训释,断其有易,判其无则难。因为不遍览群籍,是无法作出这个结论的。而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常言诸书无训某字为某义者。如《释言》:“真、是,此也。”疏证:“诸书无训真为此者。各本真字皆书作真,‘真、是,此也。’当是‘直、此,是也’之讹。”再如《释言》:“诗、志,意也。”疏证:“各本皆作‘诗、志,意也。’案:诗、志声相近,故诸书皆训诗为志,无训为意者。《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说文》及《楚辞·九章》注并云:‘诗,志也。’今据以订正。”又如《释器》:“镂谓之错。”疏证:“错非刻镂之义,诸书亦无训镂为错者。盖传写者与下句错字相涉而误。错,当作䤹。《尔雅》:‘镂,䤹也。’郭注云:‘刻镂物为䤹。’”如果不是对文献的极为熟悉,如果不是严密地核实材料,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结论的。第二,科学求实的治学精神。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广采众说,既不佞古,也不薄今,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不仅大量运用古代的文献,而且对同时代或时代接近的学者的立说,也广为择取。如方以智的《通雅》、顾炎武的《杜注补正》、惠栋的《毛诗古义》、戴震的《方言补证》、《毛郑诗考证》、《屈原赋注》、邵晋涵的《尔雅正义》、程瑶田的《通艺录》等,都在他的征引之列。又如钱大昕、段玉裁、阮元等人之说,也同样被征引过。王念孙的求实精神,还表现在他重视以目駩为证。尤其是《释草》以下诸篇,他是下过一番亲身体察的功夫的。如《释草》:“土瓜,芴也。”疏证:“案《陆疏》说菲芴似葍,与郑氏《诗笺》、孙氏《尔雅注》合,又考之《方言》,得之目駩为可据也。”据说王念孙为了作《广雅疏证》,购置了各种花草竹木鸟兽虫鱼列于家中,“视其初生与其长大,以校对昔人所言形状。”(见刘岳云《食旧德斋杂著·答潘伯琴书》)这也体现了他对目駩的极度重视。王念孙的求实精神,也表现在他在行文上朴实无华,不枝不蔓,集中体现了清代朴学的风格特色。第三,因声求义,不拘字形。在《广雅疏证序》中,王念孙认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所以他能够突破文字形体的障碍,从声音上抓住语言的本质,做到“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他在《广雅疏证》中运用的训释术语有“语之转”、“语之变转”、“声之转”、“一声之转”、“声音相近”、“古同声”、“声义同”、“声近义同”、“音相同”、“古声相近”、“古同声通用”、“古声义同”、“声近通”、“声义相近”、“声义相通”、“声同义同”、“古同声同义”等等,充分说明他是自觉地贯彻了以声音通语义的治学方法。例如: 《释诂》:“爻、象……,效也。”疏证:“爻者,《系辞》传云:‘爻也者,效此者也。’又云: ‘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又效法之谓坤,古本皆作爻,是爻、效同声同义。象者,《说文》:‘效,象也。’《系辞》传:‘象也者,像此者也。’象、像声义亦同。”又如:《释诂》:“肤、朴、皮,离也。”疏证:“肤、朴、皮者,《释言》云:‘皮、肤,剥也。’《说文》云:‘剥取兽革者,谓之皮。’《韩策》云:‘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郑注《内则》云:‘肤,切肉也。’是皮、肤皆离之义也。’朴与皮、肤,一声之转。《说文》: ‘朴,木皮也。’又云: ‘柿,削木札朴也。’亦离之义也。《说文》:‘卜,灼剥龟也。’剥、朴、卜,声近而义同。”由于王念孙注意从音义的关系上把一个个孤立的字词贯通起来,从而揭示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是本书的最大特点,也是王念孙父子的卓识。
《广雅疏证》是乾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训诂著作,标志着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广雅疏证》的卓越功绩,固然在于订正了《广雅》旧本的讹脱错乱之处,使《广雅》有了一个较好的定本,为进一步研究《广雅》提供了方便。同时,王念孙为《广雅》作疏证,其目的是“假《广雅》以证其所得”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倾注了他渊博的学识和精到的见解。他不仅对《广雅》正文作了训释,而且博引群籍,解释了许多古书的文义,并纠正了不少前人错误的成说,这对于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一点,《广雅疏证》一书是作者学术思想的总结和治学方法的实践。他的不拘形体,以声音通训诂的思想,他的把散见的零星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触类旁通,互相证发的治学方法,反映了乾嘉时期训诂研究的新气象,给后世学者以很大的启发,有力地促进了训诂研究的深入发展。就是在今天,也值得研究和借鉴。
《广雅疏证》也有其不足之处。如有些条目中的词未加训释。某些地方的校订和训释也不尽妥当。这也是应该指出的。
《广雅疏证》有嘉庆年间王氏家刻本、淮南书局本、《皇清经解》本、《畿辅丛书》本,后来又有《万有文库》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本等。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出版了《广雅疏证》,即据王氏家刻本影印,并参照淮南书局本和《畿辅丛书》本作了个别修订,又将《广雅疏证补正》作为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最近也影印出版了“高邮王氏四种”,其中《广雅疏证》编有词目索引,附录于后,颇便读者查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