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可斋记言记行》是中国近代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马建忠的重要文集。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木刻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石印本。《适可斋记行》的《东行初录》、《东行续录》、《东行三录》1946至1947年曾编入中国历史研究社主编的 “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东行三录》1942年还编入程演生主编的“中国历代逸史丛书”,均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知可斋记言》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过张岂之、刘厚祜的校点本。
马建忠(1844—1900),字眉叔,原籍江苏丹阳,生于丹徒(今镇江)。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年长开始研究西学,博览上海所出译书,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精通英、法、拉丁文,兼谙希腊文,获博士学位。毕业后任中国驻英、法公使郭嵩焘的随员。回国后在李鸿章幕中办理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遂有《适可斋记行》中诸篇行记。1898年与兄马相伯撰有《马氏文通》,从经、史、子、集中精选例句,参考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规律。
《适可斋记言记行》汇集了马建忠回国前后倡议学西方,行新政的主要论说和参与外交活动的记录。旨在“叙吾生遭多难,其所以考究洋务之缘起如是”,“贯穿中外之端,与所以挽回世运者”。分《记言》、《记行》两部分。《记言》4卷,由留法及回国后有关洋务、维新之函禀、论说组成。卷1《富民说》、《铁道论》、《借债以开铁道说》; 卷2《法国海军职要叙》、《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巴黎复友人书》、《玛赛复友人书》;卷3《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奏设水师书》;卷4《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上李伯相论朝鲜商约界务禀》、《上李伯相论漠河开矿事宜禀》等,批判了洋务的官僚资本的种种弊端,希冀资产阶级的“民”富,述及了西方的议会政治,透露出对西方民主形式的模糊认识。末篇《拟设翻译书院议》提出了译文的形似、意似和神似的标准,堪称翻译理论上的一家之言。《记行》分 《旅顺记》、《南行记》、《东行初录》、《东行续录》、《东行三录》6卷,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自己在光绪七年(1881)以来办理外交的经历。《旅顺记》、《南行记》分叙考察旅顺防务、出使印度查办鸦片所经过的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的情形。《东行初录》记述光绪八年(1882)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其政府不谙外交愿请中国大员莅盟,于是李鸿章命马建忠率威远、扬威、镇海三舰至烟台,会同美国公使薛孚尔驶赴朝鲜议约,随后英、法相继与朝鲜立约通商。《东行续录》记录了朝鲜与德意志立约通商,《东行三录》主要记录有关朝鲜李昰应问题。
《适可斋记言记行》在维新变法时期深受学界重视。1896年梁启超在该书初版序中称马建忠对西学能“鉴古以知今,察末以反本,因以识革递嬗之理,通变盛强之原,以审中国受弱之所在”,认为此书中 “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议,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1897年蔡元培阅后认为,马建忠于“西学极深,论铁道、论海军、论外文,皆提纲挈领,批却导窾,异乎沾沾然芥拾陈言、毛举细故以自鸣者。”《适可斋记言记行》是研究近代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文化史与外交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