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刊误补遗》是补充纠正刘攽、刘敞、刘奉世共作的《汉书刊误》(即三刘《汉书标注》)一书的著作。作者南宋吴仁杰。据本书序文来看,系作者知罗田县时自行刊刻,而跋文又谓宁宗五年(1199)由陈虔英刊於全州郡斋。两者未知孰是?但是,旧刻久佚。清人朱彝尊之子昆田才得自山东李开先家,钞录而得传于世。现通行的有武英殿聚珍本、《知不足斋丛书》 本。
吴仁杰(1137—约1200),字斗南,一字南英,号��隐居士。其先洛阳人,后居昆山(今属江苏昆山)。南宋孝宗淳熙进士,历任罗田令,国子学录,四明通守。为人知事广泛,多闻博识,尤其精通汉史。所著《两汉刊误补遗》、《汉通鉴》于史学颇有贡献。此外,尚著有《古易》、《周易图说》、《乐舞新书》、《盐石论》、《陶渊明年谱》、《杜子美年谱》等,毕生著述颇丰。
《汉书》自有颜师古之注,至宋作刊误者有张泌、余靖、刘攽、陈绎四家。其中以《汉书刊误》最为有名,被认为“尽擿其失,汉事至三刘若无遗恨矣。”但亦有可议之处。于是吴仁杰“据古引谊,旁搜曲取”,加以补充纠正,成《两汉刊误补遗》。不称纠谬,而曰补遗,表示其对前辈的尊重与做学问的谦虚。
《两汉刊误补遗》原书17卷,今仅存10卷。其主要内容,南宋曾绛在该书序文中概括说: “凡邑里之差殊,姓族之同异,学画之乖讹,音训之舛逆,句读之分析,指意之穿凿,及他书援据之谬陋,毕厘而正之。”由于考辨“得当精确”,所以“ 一时宗工文师翕然称之,以为多前闻人所未到。”以今日目光评价的话,颇多可取之处。
例如关于“年号”(卷2)的论述:“武纪建元元年。师古曰: ‘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于此。’ 《刊误》 曰:‘年号之起在元鼎年。’《通鉴考异》曰:‘元鼎年号亦如建元、元光皆后来追改。’仁杰曰: ‘魏司空王郎曰,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其后乃有中元后元,元改弥数,中后之号不足,故更假取美名。盖文帝凡两改元,故以前后别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后别之。武帝即位以来,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年之间改元者五,当时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为别。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端,不宜以一二数。盖为是也,时虽从有司之议,改一元为建元,二元为元光,三元为元朔,四元为元狩,至五元则未有以名,帝意将有所待也。明年宝鼎出,遂改五元为元鼎,而以是年为元鼎四年。然则谓年号起于元鼎者固然,谓元鼎为后来追改者亦不误也。’”
本书于字、句勘误方面也颇有意义。如 “光武纪:深略纬文。仁杰按《文选》作纬天,恐当从 《文选》为是” (卷九)。又如 “宛必随,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刊误》曰,按文少足下二字。仁杰按,《史记》: ‘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 故 《刊误》云少二字。然《汉纪》亦载此,云 ‘宛必随之’,语简意足,疑《汉书》但脱一 ‘之’ 字耳。” (卷一)。
以上例子,表明曾绛于《两汉刊误补遗》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本书 “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原原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其淹通,实胜于原书。”所可惜的是,原书17卷,今佚其七,仅存补 《汉书》 8卷,补 《后汉书》 2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