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十九章]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三十四章]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六十四章] 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鉴赏〕 “欲”，人性固有之。耳目口舌之欲，本无善恶;然当世奇物之盛，名利之诱，有登峰造极之势，于是世人多心意驰外，背道离德，“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序》);故其心虑神思不能自主，随物浮泳，苛繁劳顿之甚，亦空前绝后也。故孟子有义利之辨，荀子有制礼之说，汉代东方朔《非有先生论》亦有云：“务快耳目之欲，以苟容为度”。《老子》一书，皆告之以虚心养气，无欲淡泊，故“不见可欲”成为其书之要。
“欲念滋繁”本不合天地自然至理，《三十四章》论及“道”无欲无为之性：“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道”无所不在，生长万物;然其不立言辞、不据己有、不擅为主。“道”无知无欲，隐而无端，“万物各得其所，若道无施”(楼宇烈《王弼集校释》)，故可名之“小”;亦因为此，“道”能主宰万物而为其所归，故可谓之“大”。然“道”本不以“大”自居，惟随顺万物之自然，无所求于己身，无所求于万物。
圣人与“道”通同，顺物自然者也。《六十四章》有云：“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天下之人皆以难得之货为贵，争而得之，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然圣人不以此为己之追求，老子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皆外在于身，然吾人欲望无限，逐物不止以享其乐;然若超越限度，反会伤及自身，成为耳目口舌之大害也。进而言之，心外驰以逐物，劳思困顿，神扰精浊，一生碌碌求索于外，难得旷心怡然之乐。所谓“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庄子·庚桑楚》)。“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弘一大师李叔同，极尽风尘乐事，然身在其中却难得一心之自在、一气之清灵，故虽风流倜傥，身安形逸，终看破人间风花雪月，慨然隐遁。身处富贵荣华，纵其一己之欲，心则困若囚徒者，犹大有人在。故圣人彻悟此理，安无欲之欲、乐无事之事，静养心神以制其欲，食则饱腹而已矣。《庄子·山木》中记载，庄子拜访魏王，衣褛褴衫，脚著草屐，魏王问何以潦倒至此，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物质匮乏，是为贫穷，乃时运不济所致，然不可谓之潦倒(“惫”)。潦倒者，不能修养道德以乘物游心之谓也。庄子之贫，不碍其心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自得其乐也。
圣人为政，则应“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四十九章》)。当世君王，开明者多“尚贤能，立赏罚，兴礼乐”，施其抱负以治其国;贪图安逸者常骄奢淫逸，无所不为，难平欲火;好征战者则兴师攻伐，欲取天下为我所用。三者皆起于君王一己之“欲”，若不加归约，其后果不堪设想。如开明之君所立之价值标准，使一国上下之人孜孜于名利，争贤逞能，好赏恶罚。故礼乐之兴非但未能普施教化，反而开启争斗诈伪之心，仁义成为徒然之表，名存实亡焉。不唯如此，君王所倡之价值，众人竞相追逐，最终必当深受其害，如《战国策》载有“楚王好细腰”一说：“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因楚灵王喜好细腰，大臣恐失宠，皆节食以投其所好。次年，其身大伤，孱弱不堪以致面色蜡黄。贪图安逸者如昏君商纣，其“厚赋税以实鹿台之战，而盈巨桥之粟”(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兴宫室苑台，建酒肉池林;民则饥寒交迫，最终不免亡国之灾。所谓“君臣相顾，不知所归，之余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欧阳修《伶官传序》)。而好攻伐者，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是也。“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贾谊《过秦论》)。然君王欲吞天下，必当劳民伤财，穷兵黩武;战乱纷争之中，人民流离失所、伏尸百万。孟姜女哭长城而城为之崩，疲弊之众遂揭竿而起，此乃一国之民大灾大难也。
故有道之君，“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也”(《三章》)。体道者，能虚养恬静无为之心，不纵其征伐淫乐之欲，一任天下之自然，故天下和顺，万物待兴;不刻意倡礼乐、建规范、定赏罚，故臣民无可争斗，无可攀比，仁义之心自然而发，狡黠智思自然归无矣。所谓“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庄子·马蹄》)由此，圣人可“为无为则无不治也”。
至此可知，圣人不孜孜求物，而是“专气致柔”、“致虚守静”，故无私;不擅自妄为，而“辅万物之自然”以为政，故无乱。因此，吾人须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使物扰情性之真，乱神思之静也;治国者亦须节其物欲、敛束精神，安于自然之“道”，修养心性之“德”，则天下为治。然道家所谓之“不见可欲”，绝非“弃物”以求清静，亦非“去欲”专养其德。真正的圣人之道，非从外入手以辞物，而应在自心上做功夫。“五色”、“五音”、“五味”之多虽可害身累心，然若能悟道明德，无心无为，即便拥有万贯资财，深处名物之盛，亦无关紧要矣。此意可见于《庄子·天地》：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尧视察于华地，华地封人祝愿有三：“寿、富、多男子”，圣人皆以“辞”(不敢接受)应之。此三者为人竞相追逐之物，然尧深明物盛累心之理：“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女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尧推辞世人所尚之利，境界固然高远，然未达至境也，故华封人谓之“君子”而非“圣人”也。盖“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彀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华封人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与物之贫富无关。上天生养万民而授予应得职分，故男孩多，无惧之有;富有而分财富于人，无事之有。圣人者，若鹌鹑之居，随遇而安;若幼鸟待食，无心自足;若鸟之翱翔，无痕无迹。天下有道，与万物同昌盛;天下无道，即修德以安。
华封人之言，乃真圣人也。然今世之人，无不趋利避害，逐名求势。回望古时，今人是否可以幡然醒悟。尧之三辞，响彻九州，然仍假于物，故华封人犹然笑之。至人也，审乎无假，不与物迁，逍遥尘世。待吾人悟及于此，方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游于大化无穷，何乐而不为也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