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一九三二年写成的《子夜》曾被瞿秋白称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吴荪甫是这部优秀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成功的文学典型。
吴荪甫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活跃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的工业界、金融界。酱紫色的脸，魁梧的身材，洪亮的声音，威严的举止，透露出富有开拓精神的实业家的气派。不过他“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的形象不仅表现于堂堂的外表，更重要的体现在他为独立发展民族工业而进行的顽强奋斗的行动中。一九三○年是中国民族工业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帝国主义为了转嫁二十年代后期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大量向我国倾销过剩商品，国货的滞销使本已十分脆弱的民族工业进一步陷入窘境;国内新军阀的混战、蒋介石政权推行的卖国政策更给民族工业的生存、发展带来无穷灾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吴荪甫却充满自信，憧憬着伟大的未来： “高大的烟囱如林，在吐着黑烟，轮船在乘风破浪，汽车在驶过原野。”他要振兴民族工业，让民族工业的各种产品占领中国的穷乡僻壤，对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在吴荪甫身上，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帝、爱国的进步性。
为了独立发展民族工业，吴荪甫不但拟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而且不惮艰险地付诸行动。他联合了志同道合的实业家王和甫、孙吉人，着手创办益中信托公司，以便在金融上独立自主，摆脱帝国主义财团的控制。益中公司成立后，吞并了八个濒临倒闭的小厂，控制了朱吟秋的丝厂，并企图进一步把陈景宜的绸厂纳入公司的势力范围。在此基础上，吴荪甫雄心勃勃，设想组织一个工业托拉斯，把纺织业、长途汽车、轮船局、矿山、应用化学等联合起来，与外国资本家进行一番角逐。在这筹谋和行动的过程中，吴荪甫证明了自己的精明能干和铁腕手段。他的富有冒险精神、果断刚毅的个性也得到了有力表现。在他所属的那个阶级中，吴荪甫确乎是出类拔萃之辈。
但是，帝国主义是不会同意中国的资本家独立发展本民族工业的。他们必然要进行阻挠和破坏。吴荪甫同赵伯韬之间的较量就集中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吴荪甫使出了浑身解数，上演了一幕令人同情的悲剧。扒进各项公债也扒进各种女人的赵伯韬是美国资本豢养的一条走狗。他操纵着金融界，玩弄他人于股掌之上。对于他的阴险毒辣，吴荪甫开始时并无清醒认识，但一旦发现赵伯韬揪住他的头发、扯住他的腿，要置他于死地之后，便奋起反击。对手力量的强大使他有过动摇。他的矛盾、动摇的心态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无产者的一无所有相比，吴荪甫面临的是百万家财破产的危险。然而吴荪甫毕竟是吴荪甫，决非他圈子里那些庸碌人物可比。他虽动摇，却终究没有妥协投降。在八个小厂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时，赵伯韬乘机进逼，以提供帮助引诱吴荪甫交出益中公司的大权。尽管山穷水尽，吴荪甫也没有答应这个条件。他宁可把厂子盘给别的外商，让益中公司保留个空架子，也不愿把益中的领导权拱手相让。而且，他还要背水一战，把盘出八个小厂所得的资金孤注一掷，投入公债市场，“再和老赵斗一斗”，以图东山再起。在极端险恶的逆境中，吴荪甫也不甘屈服就范。在民族资产阶级中，他称得上一位英雄。特别是他同赵伯韬的斗争，主要目的不在赢利而在发展民族工业，这就更得承认他的反帝、爱国的历史进步性。
不过，与此相矛盾的，吴荪甫性格中又有其反动的一面。他不失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作为剥削阶级一员的阶级本性。一方面他有“站在民族工业的义愤”，另一方面又有“个人利害的筹虑”。他的反动性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工农革命运动的态度上。
他曾设想在故乡双桥镇建立起一个由他支配的“王国”，但农民的革命斗争打破了他的计划，因而他极端痛恨，大骂革命农民是“土匪”，并且勾结反动武装力量进行镇压。当农民武装占领双桥镇后，他脸色都变了，把登载这一消息的报纸掷下， “眼睛看着脚下那新式图案的地毯，以及地毯边露出的纹木细工镶嵌的地板，像一尊石像似地不动也不说话”，暴露出仇视的阴暗心理。在对付工人时，吴荪甫的反动阶级本性更暴露无遗。为了把遭受到的和可能遭受到的经济损失转嫁到工人头上，他在自己经营的裕华丝厂里延长工时，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开除工人。当工人为维护自己权益起来罢工斗争时，吴荪甫则完全站在敌对的立场。小说中写到，他听到“工人动不动就要打厂，放火”，就“脸上青中泛红， 很可怕，完全是反常的了”。他的剽悍和铁腕此时也便用来对付工人。他不仅收买工贼在工人中分化瓦解，利用流氓胁迫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同国民党的军警、暗探沆瀣一气，不惜用反动暴力进行赤裸裸的镇压，露出了一副残暴、狰狞的面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给“那些穷的只剩下一张要饭吃的嘴”的工人一点颜色看看。
在吴荪甫身上不仅纠结着历史的进步性和作为剥削阶级的反动性，而且还同时呈现着强者和弱者两种矛盾的性格特征。这种矛盾的性格特征来自于他个人果断刚毅、富于魄力的气质同他所处阶级地位的软弱。作为个人，他是个强者，敢作敢为，在同业界中，颐指气使，深孚众望，并且，他个人的果断刚毅气质还联结着独立发展民族工业这一历史进步性，因而吴荪甫确实是个具有十八世纪法兰西资产者性格的强者，决不是貌似强者的强者。但是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却十分软弱，因而无论他如何凭借个人的力量和手段都无法挣脱这种软弱的阶级地位的束缚和限制。赵伯韬的强暴和狡诈，国内工业的冷落萧条，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运动，他都无法用个人的意志力量去战胜。于是，他在以强者面貌出现的同时，不时表现出弱者的性格特征，他苦闷、沮丧、颓唐，感到过的“是打仗的生活，脚底下全是雷，随时会爆发起来，把你炸得粉碎”!冷静、微笑时时为震怒替代，酱紫色的方脸，变得苍白而又灰颓，魁梧的身材，陷于瘫软无力。这时，吴荪甫又确确实实是位弱者。尽管他奋斗、挣扎，仍未能逃脱失败的悲剧命运。从表面看，吴荪甫的失败是由于落入了赵伯韬的圈套，他的孤注一掷于公债市场导致了他的彻底破产。但是，真正的原因还深藏于他所处的社会条件之中。茅盾曾经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虽有些如法兰西资产阶级性格的人，但是因为一九三○年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吴荪甫是一个悲剧角色，是个失败者，但他既是个失败的强者，又是个失败的弱者。唯其如此，他的悲剧命运就不单给人以悲的感受，也代表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悲剧。
小说中吴荪甫的形象生动而丰满。作者让笔下的人物始终置身于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波澜壮阔的背景下，通过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冲突来显示吴荪甫性格的矛盾性、复杂性、丰富性。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地处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时而亢奋，时而焦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烦躁不安。背景是浩大的，刻划却是精细的;相对地说，环境是静态的，人物却是动态地变化的。这是吴荪甫之所以成为典型而不是“类型”的重要原因。
小说还突出吴荪甫的内心深处，着力展现这一人物的精神世界。作者有时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方式表现吴荪甫的心理活动，但在更多场合下却以环境氛围渲染、人物本身眼光神情的变化及各种小动作来含蓄衬托吴荪甫内心情绪的律动。例如当吴荪甫听到红军袭击家乡双桥镇时，小说写道，他“不耐烦地叫起来”， “觉得屋子里阴沉沉的怪凄惨，一伸手便捩开了写字桌上的淡黄色绸罩子的大电灯。一片黄光落在吴荪甫脸上，照见他的脸色紫里带青。他的狞厉的眼睛上面两道浓眉毛簌簌地在动”。透过这些描写，人们可以想见吴荪甫此时内心的不安和憎恨。类似的描写，把吴荪甫在不同场合下不同的心态表现得真切有力，从而使这一人物立体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