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有些城市是特殊的。因为你能从它们身上看到流动——人的流动，以及因之而生的现金流。
成都是个彻底的移民城市：
成都的8次大移民
第一次：秦灭蜀后，出于政治原因，“移秦民万家”入蜀，充实巴蜀人口。
第二次：从东汉末到西晋，因为战乱，大规模的境外移民迁移到四川。
第三次：从唐末到五代，到南宋初年，因为战乱，大批北方人迁移到四川。
第四次：元末明初，因为战乱，长江中游的移民大量入蜀。
第五次：明末清初，同样是因为战乱，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田土荒芜，南方移民也是大量迁入川内。这既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第六次：抗日战争爆发，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移民大量迁入四川。
第七次：1954——1982年期间，为了实现对四川的建设，大量工程技术人员迁入四川，这部分人为完成四川或者成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八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大量的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经济移民进入成都，成为这个城市经济建设的有机力量，他们带进成都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多的是这个闲适的城市所不具备的刻苦精神。
深圳
深圳是中国最完全的一座移民城市。
这个由渔村发展成的年轻城市汇集了各色人群，在深圳的最初城市形成中，处于初级工作状态的劳动力和脑力劳动者大约各占一半。在全市现有的453万总人口中没有户口的外来移民约占去了200万。
年轻、没有负担是这座城市的最大财富，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们和富有冒险精神的农村青年，还有富有商业创业精神的商人创造了这座城市。20世纪80年代，是深圳形成和发展的高峰期，由于政策上的优惠致使这座“允许犯错误”的城市许多禁区被打破，加上靠近香港的地源优势，毫无疑问都促使这座城市的形成。自从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许多中下层人士沦为“三输”
的境地，他们不仅输了生意，输了股票，更输了房产。手头上仅余的一二百万资金在香港打天下较为艰难，于是他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方兴未艾的内地市场，其中首选是深圳，因其时空距离最近且生活方式相似而成为首选之地，所以不仅港人北上置业掀起风潮，而且相当一群港人中存在着“深圳情结”
他们更加珍视在深圳重新生活和创业的机会。
20世纪90年代后，深圳开始趋于定形，最初的移民成了固定人群，不再是大结构调整，已形成稳定的人口输入模式。
上海
这座中国最大、城市化水平最高、经济势力和综合势力最强的城市，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全球83个主要城市中，上海排名27位。
上海全市总人口约1500万，外来人口约400万。从1994年4月开始，上海实行
“蓝印户口制”——凡在上海购买40万元商品房或投资20万美元，可申请常住户口，上海敞开了大门迎接外来移民。外地来沪的大学生是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农村或是某个宁静的城市走出来，通过大学生活的媒介，在上海找到位置，这是一个在很多年轻人身上一次次重复的过程。近五年，大学生留沪成为潮流。另外近些年从邻近的华东地区流入上海的人口高达298．41万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77．1％。其中安徽省来沪人口最多，占全部外来人口的1／3。外来人口主要是15到44岁的青壮年，总数有301．71万人，占总量的4／5。另外外来投资者和商务人群也是上海移民族的主力军。上海是全国的经济活动中心之一，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在沪务工、经商，所以外来人口中从事经济活动人口居多，占总量的73．4％。他们为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北京
北京的移民潮从1949年以来一直未曾停止。
只不过移民的成分和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1979年到开放前基本上是“政治移民”，开放后，北京又增加了经济中心的功能，由政治中心的权力辐射而带来的经济利益，成为新一批移民进入北京的原动力。北京现有人口约1400万，外来人口约300万。新的移民到达北京，由于他们已经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一些新的主导行业如IT业等发挥了绝对的作用，使得新北京的文化与传统的北京文化发生了变化。北京确实是一个充满了诱惑力的城市，她不同于80年代的广州、深圳，也不同于90年代的海口、上海，她是一个永远的引力场。
香港
1997年香港回归后，一次新的移民回流潮出现了。不仅那些曾经因怀疑、恐惧避让97的人们回来了，而且大量欧美的高新技术人才也来到这座东方的都市寻找机会。香港现有的600万人口中，已很难找出最初的土著，只有谁先来、谁后到。源源不断的人才流动给香港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也许这正是这座华洋参杂的东方之珠经久不衰的根本所在。
澳门
1997年开始，澳门分给内地的移民配额为1500人／年。总面积仅有20平方公里的澳门历年来不断填海造地，但依旧改变不了它作为世界上五个密度最大城市的位置。澳门的教育体制相对传统、保守，长期以来形成了人才门类、结构的不合理，出现了高速发展的经济不相适应。因此这座城市尤其看重移民的作用，历年来不断补充急需的人才。
广州
在北京，没有一张北京的正式户口，很多企业的招聘就将你拒之门外，但在广州，只要你有能力，只要你是人才，有无户口并无关系，老板关心的是你能给企业创造多少利润。只要你有能力有财富，你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广州是商人的天堂。有别于其它城市的广州特定城市传统和形象，最没特色就是广州的特色，它平和、包容，在外来人口迁入率极高的这个城市，却从来听不到迁入广州市区的人自豪地说：“我是广州人了。”但凡带点儿等级标识的玩意，都被平民化的广州拔了刺了。
南京
南京的外地人，大都是江苏人，就素质来说，因为积聚了一个省的精华，所以都是些事业上的佼佼者。
南京骨子里是一个移民城市。六朝古都南京的移民群分为苏南人和苏北人。苏南富裕，在南京的苏南人，常常有一种迫不得已的感觉。他们在南京定居，在这里养儿育女，享受着南京的空气，却从骨子里压根儿看不起南京人。南京的苏南人常常会觉得南京人土、觉得南京人粗气、觉得南京人不会吃也不会穿。在南京的苏南人可以充分享受优越感。南京的苏南人，从本质上来说仿佛是中国的上海人。他们既比地道的南京人聪明，也比地道的南京人能干。他们如果去上海滩混，就是彻底的受歧视的外地人，可是在南京这座宽容的城市里，他们没有被南京人看不起，反而倒过来反客为主，看不起南京人。
海口
作为一座孤离于大陆的岛省省会的海口曾是无数创业者梦想的天堂。整个海南像一座城市，但是这座城市却未能创造出像当年深圳一般的奇迹。缺少了香港的依靠，似乎也少了几分吸引力。但当一阵狂热的开发潮后，海口的开发移民更趋于理性化，豪无疑问这块气候特殊、物产丰富的土地正日益散发出其内在的吸引力，看不够的美景，四季如春的天气是许多人在实现理想时最好的享受。
重庆
这座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随着西部开发热情的日益高涨也日渐升值。
重庆的移民最早可从抗战时作为陪都时算起，1938－1945年，大量外来的知识分子占据了这座山城。重庆的第二次开发是三线建设时期，大批的军工企业落户于大后方，大批的技术人员和劳动力也蜂拥而至。
这座一直以“僻安”而著称的城市正日益推向前线，三峡库区的完工和西部中心城市位置的确立必将使重庆成为本世纪移民潮的又一新热点。
乌鲁木齐
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自治区的首府，不少的当年支边者的后代在这座城市繁衍生息。作为亚欧通道的必经之路，乌鲁木齐同样也将会沾上不少西部开发的光。加上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乌鲁木齐正成为大量背包族的新驿
峡谷中的移民城——攀枝花市城市建设谱写新篇章
2005年的初夏,穿梭于攀枝花市的街道,阳光透明、空气清新,城与江和谐包容。
如今的攀枝花早已不是几十年前那光秃秃的峡谷中几户散落的人家了。这座峡谷中的城市最引人注目的风景,就是傲然挺立在山坡和金沙江两岸的攀枝花树。这种树有种与生俱来的特点,就是无论与什么树生长在一起,它都要倔强地高出一截,冒出头来,所以它又得名“英雄树”。
移民城,英雄树,这可能就是给你最大的印象。可回望攀枝花的40年的荏苒光阴,再看看今天的攀枝花城市建设,你才发现,这朵峡谷中的攀花绽放得如此绚烂!尤其是最近两年,攀枝花的城市建设一天一个新的面貌:道路更宽了,高楼更多了,天空更蓝了。
过去，桂林人见面总爱问这么一句话：“你老家是哪里的？”而得到的回答，往往老家是本地人的极少，湖南人、江西人居多。的确，桂林是一座移民城市。桂林的历史上，曾有多次移民，主要有三次。其中，第一与第三次移民是“政府行为”，第二次属于“民间方式”。
第一次是公元前221年修筑灵渠时期。
灵渠的修筑，从秦始皇28年即公元前219年，向岭南进兵开始，直到秦始皇33年即公元前214年结束，前后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动用军队和民工数百万。
当年参加建秦城建灵渠的军队兵卒，本地人称之为“陡军”，意为建设秦城和灵渠、修筑“陡门”的军队。“陡军”中的大部分人屯兵戊关，留在了当地，娶妻生子，繁衍生息。
顺便说一下，在灵渠2000多年的通航史中，陡门的作用不可低估。专家们认为：陡门是历史上最早的船闸，它是现代电动闸门的鼻祖。它是世界船闸史上最早的船闸雏形，被人们称为“世界船闸之父”。
灵渠的陡门启闭非常灵活，节省人力，维修方便，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蓄水漕运方法。宋代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赞灵渠陡门：
渠绕兴安县，深不数尺，广丈余。六十里间置斗门三十六，土人但谓之斗。舟入一斗，则复闸斗，伺水积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翎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来。治水巧妙，无如灵渠者。
在国外，最早的船闸直到1375年才在欧洲的荷兰出现，而这时我国已是明朝。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这种利用船闸的行船技术，一直沿用到现代。全世界的江河湖海航运，在19世纪末开建、20世纪初建成的巴拿马运河，包括我国今天的长江葛洲坝、三峡大坝，都是采用这种“斗闸”的方法解决水位差以使船舶通航的。陡门是船闸的祖先，它既古老又先进，既传统又现代，既实用又有艺术性。陡门的发明和创建，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在世界和中国航运史、建筑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二次，是桂林抗战文化城期间。
当时的桂林，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人口膨胀到了近70万，文化名人云集，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被誉为“文化城”。
桂林的进步文化团体多达三四十个。这些团体开展的各种抗战文化活动，规模大，影响广。再次，报纸杂志猛增，出版事业繁荣。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有书店出版社79家，印刷厂109家。当时有影响的文化供应社、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深受社会广泛欢迎。据统计，当时集结在桂林的文化人有1000多名，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这批文化人，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力量，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积极开展抗战文化运动。当时的桂林是抗战文化最主要、最活跃的西南大后方的阵地。
如今的桂林人中，有不少人的身上流淌着这些文化人的血脉。
第三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支边”时期，上海、天津、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的工厂迁到了桂林。他们如同飞瀑泻入桂林这片西部美丽的土地，漓江敞开绿色的胸怀接受了他们的爱。他们的加入，推动了桂林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改善了桂林人的成分，丰富了桂林历史文化的内容。他们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出桂林的发展历史，他们的创造是漓江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桂林有一条从火车南站直达漓江边的“上海路”，就是为了纪念当年的那段历史。可以说，他们那时的支边人员是西部大开发的先驱者，桂林不会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