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有些企业尝尽下放权力的甜头，有的则尝尽其苦头而悔不当初。对于权力要不要下放的问题，同行多有认为：“要下放权力，但要有度”。至于如何“度”，或可撰著一本厚比《史记》或《资治通鉴》的书，为什么？因“要有度”实为“要视情况而定”，“情况”则有千万种，不胜枚举，何以书毕？鄙人虽不才，却历来反对管理工作中讲什么“要视情况而定”，且此类建议极易诱使众人“依葫芦画瓢”而走进“教条主义”的囚笼。
或可说，凡欲“下放权力抓管理”者，其思想上必存一谬论：权力是管理的基本工具。依靠权力抓管理，实为人治。我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只有一个：依法治国。此即说，治国工具只有一个：法制。故而，管理的基本工具只有一个——法制，而非权力。同时，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党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即：一切皆由法规制度来决定，而不是由人来决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为“权力法制化”，而“下放权力”则为“权力岗位化”或“权力人物化”。一旦权力岗位化或人物化，必生“绝对的权力”之果，其局如何勿需我论。有同志或说：“把权力授予秉公用权者即可”。话虽有理，然，何以界定孰能秉公用权？靠信任？失察始于信任，信任是诸多管理悲剧的起源。况且，地球是转的，人是会变的，人若不会变，则违反“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唯物论观点，而权力一旦授予会变坏的人，诸位可尽情猜想其局。
同时，人生在世，孰无一点私心？人一旦尝到权力徇私的甜头，“善良君子”极易变成“梁上君子”，细观诸贪官忏悔书，少有初心不善者。权力法制化与权力岗位化、人物化之别，犹同选人用人上，权力岗位化或人物化，得权之人是“想”用谁就用谁；权力法制化，是“该”用谁就用谁，无人可左右，此即避免权力要不要下放的问题。故而，若论管理之道在于法规制度生命化，法规制度生命化之要则在于权力法制化。权力若能法制化，“视上如无物”之势即成。（作者：东堂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