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我们一直把重点放在古典学派阐述的模式上。评论已经提出的主要命题的意义和变量也是必要的。在早期研究中，西蒙（1947，）详细讨论了使组织理论命题操作化的若干问题。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似乎能使我们阐明所述问题范围的两个例子上。
组织原则
我们首先考察詹姆斯·穆尼在一篇论文中列举的所谓的“组织原则”。这篇论文被收入古利克与厄威克1937年的文集中。穆尼详细列举了五项原则：垂直协调、水平协调、领导、授权和权威。但是，什么是“原则”显然是不清楚的。其中，它被认为是“基本的”、“非常重要的”、“必然的”和“普遍的”。在他的阐述中，每项原则基本上用一个词，最多加一个限定词，而采用斜体字印刷是其显著的特征。
穆尼从来没有搞清楚他的“原则”是行动建议还是定义。或许最宽泛的解释是，原则是（凭经验）观察到的组织现象或事件状况。但是，以穆尼的观点来看，确定一些由组织解释的独立规范是有必要的，因此原则不仅仅是组织定义的一部分。由于缺乏一致性，穆尼的文章和其他的类似文章往往是经验主义的和空洞的。
部门划分的理论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较不明显，因此会引发更多令人关注的问题。在古利克的部门划分理论中，自变量是组织的群体工作模式。古利克（Gulick and Urwick，1937）提出了该变量的下述标准，即群体工作的备选方案分为：按目的、按过程、按客户、按地点和按时间。大多数工商管理著作都使用类似的分类标准，但用产品取代目的。
由古利克的理论提出的观察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哪些部门划分的基础描述了特定组织的特性？为了简化对问题的思考，我们只考虑正式组织的层次，并假设命令统一，任何一个雇员只属于一个部门。
在一组假设下，该问题并不难。假设我们给定完整的组织任务清单和表示个体任务与组织目的关系的手段-目的图。那么，如果各个部门与手段-目的图中各子图相符合，我们把该组织称为“目的型”组织。为了区分“过程”、“客户”、“地点”和“时间”等部门划分，我们必须确定这些变量的相似性。地点和时间相对简单，或许还有客户。过程的相似性体现在使用的技术、知识、信息和设备等方面的相似性。因此，根据过程对活动的分类，我们需要与“相似性”相关的一系列命题。
如果我们事先没有给定手段-目的层次图，那么确定什么是部门划分基础的问题事实上变得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在区别目的专业化和过程专业化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构思这张图。此外，除非这张图的构思是如此独特或真实，否则部门划分形式必是不明确的。在什么意义上一组现有任务的手段-目的图是独特的？
逻辑意义 分析一组活动的手段-目的关系只有一种逻辑一致的方法是有可能的。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般说来，手段是实现目标的一系列充足但不必要的活动。因此，对于发现独特的手段-目的图，事先的逻辑分析是不充分的。
物质意义 世界可能是这样构成的，即事实上（没有逻辑上的必要性）只有少数方法能达到任何具体目标。这对某些目标似乎是正确的，但不是全部。至少我们可以得到些许安慰，即世界上的手段-目的关系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复杂和盘根错节。
社会心理意义 即使客观的任务环境不会把独特的手段-目的层级强加于活动，但可能对某些社会环境中人的创造能力的限制会产生近似的结果。换句话说，在面临达到同一目标有多种方法的任务时，某些文化的成员可能只想到全部可能方法中的一种―那种文化既有的具体方法。如果现成的方法能在文化中找到―因此多数任务可以通过这些方法的结合使用来完成―那么，那些已知文化事实的发现会成为建立手段-目的图的起点。发现以经验为依据的手段-目的图可能只需要问一些像“你为什么……”和“你如
何……”之类不太复杂的问题或可能的行为观察。
我们的观点不仅仅是，在具体情形下并不琐碎的事情决定的手段-目的图，重要的是甚至没有多少古典文献提出过这个问题，没有多少文献认为解决方法与命题的经验检验同样必不可少。因此，命题没有接受过检验就毫不奇怪了。
理论的经验检验
古典管理科学受到的最大批评或许是它不能用证据对照检验理论。这部分是因为上面提到的操作困难的缘故。接受检验往往会使理论土崩瓦解。但是，这不能完全归因于经验研究的疏忽。由于研究人员总是来自同一地区，我们必须分担因为经验证据不足而受到责备的责任。这些经验证据是我们观察管理理论家“实际”建议的环境得到的。我们认为，事实是清楚的，而且读到本书后面几章的“主要问题”时会变得更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