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由于课堂违纪被罚站，老师被家长投诉到了教育局；老师言语批评学生，被家长找上门大骂；学生犯错被叫家长，家长带着录音笔到学校对峙……近年来，涉及教师群体的家校纠纷不时见诸网端。
2019年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则》），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同时，我国教师法、义务教育法也明确规定，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专家认为，从相关法律概念来看，现行相关法律规定中的“体罚”“变相体罚”等法律概念与“惩戒”均具有较强的模糊性，极易导致将教师的合理惩戒视为体罚，将惩戒不当认定为体罚。
奖励和惩戒都是必要的教育管理手段。但就目前来看，面对犯错的学生，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不想管”“不敢管”“不愿管”，因为他们手中的教育惩戒权在教育管理实践中不管用、不敢用、不好用。
首先是有权不管用。权利的落地执行需要法律的强力保障。就目前来看，学校、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规则》赋予了学校、教师必要的教育惩戒权，但“熊孩子”“熊家长”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加持。“规则”与“法律”虽都具有一定效力，但不可同日而语。处理教育惩戒引发的矛盾纠纷，需要以法律依据作为支撑，在强硬的“法律”面前， “规则”无力保护学校和教师的惩戒权，更无法保护学校、教师的合法权益。各地“校闹”事件频发，与“熊家长”道德、法律素养欠佳有关，与现行法律保障体系不完善、不健全也有很大关联。
其次是有权不敢用。《规则》支持必要的教育惩戒，但教师法等明确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不论是《规则》还是教师法等法律，都未对教育惩戒与体罚、变相体罚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这给处理学校、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纠纷带来不少现实困惑。同一惩戒行为，在学校、教师看来可能合情合理又合法，而在学生、家长看来，则可能违背了教师法等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做出令当事双方都信服的裁定。为此，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只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以牺牲学校、教师权益的方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长此以往，学校、教师便不敢再行使教育惩戒权，只能选择将“高高举起”的戒尺“轻轻安放”于他处。
再次是有权不好用。《规则》与教师法等对教育惩戒与体罚和变相体罚界定模糊，导致学校、教师在行使教育惩戒时难以把握好“度”。有人提出“惩戒意在戒”“体罚意在罚”的动机判别法，但就学校、教师客观上已经发生的具体惩戒行为而言，其主观意图究竟在“戒”还是在“罚” ，也不好界定。为明哲保身，学校、教师选择“尽量少用，最好不用”的策略，漠视甚至无视“熊孩子”的各种“熊作为”，以免惹火烧身。
学校、教师难以正常使用教育惩戒权，导致教师手中的戒尺无处安放，让正常的教育管理变得疲软无力。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有效的教育管理，学校、教师的教育管理需要强有力的法理支撑。
